黑龍江一所高校的財務人員趙老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教授從學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為兩塊：“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其中績效工資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資一般在5000元左右。
這就意味著，即便是級別相同、工齡相同的教授，收入也會有差別，申請課題經費多的科研人員，可支配的資金多，用來發績效工資的部分就多。
趙老師介紹，國家對大學的投入比過去已經提高很多，但作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師基本工資增長非常有限，主要是基於一個目的：刺激教師工作的“積極性”。
科研經費提成的做法，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為了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應用，高校開始鼓勵教師“積極申請課題”，教授更是成為大學申請經費的籌碼和“搖錢樹”，以課題經費提成來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與此同時，不同學科獲取課題經費額的差異巨大，理工科一個大項目就幾百萬上千萬元，人文學科一個課題能拿到幾十萬元的就算不錯，基於同樣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師收入的不均衡。
一邊是高校經費不斷增長，一邊則是教授基本工資增長有限，在這樣的體制下，個人創收變得順理成章：開辦公司、校外兼職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達數百萬元，掙得盆滿鉢滿。
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直言不諱：僅僅靠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這讓某些教育機構的老師有了為房為車追名逐利的借口。儘管目前很多教師的實際收入還算體面，卻是建立在工資外的“創收”或“項目提成”上。
高教專家沈淩教授指出，如同改革開放後社會各階層收入出現分化一樣，教授收入分化屬於正常現象，因為不同的學科、研究方向決定了與市場的緊密程度。一些應用學科因為天然地緊跟市場需求，更易產生經濟效益，而選擇文學、哲學研究的教師通常比較清貧。
“但同為教授，貧富差距過大，顯然不正常。”在沈淩教授看來，對於一些基礎學科，不給予同等的經費支持，卻希望100年以後能作出貢獻，並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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