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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在辛亥百年的今日，的確有必要重讀孫中山的思想。 |
中評社╱題：孫中山與百年中國 作者：張亞中（台灣），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生理想：國強民富天下為公
今年是辛亥百年。百年前的辛亥這年，歷史打開了新的扉頁：春天有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起義，秋天在湖北武昌為近三百年的清王朝開了致命的一槍。千年專制至此走入歷史，共和從此粉墨登場。
一位在這兩場重大戰役中“不在場的在場”者，孫中山先生，國民黨尊稱他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在共產黨眼中，他是革命的先行者。他對革命的貢獻並沒有因為不在現場而受到質疑，他的影響也不因為他的過世而有絲毫減損。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說，他是近百年中國近現代史最重要的一顆明星。
孫中山不僅從事革命，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他好學深思，演講三民主義，手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以及實業計劃。他的思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迄今仍是中國現代化與民族復興必走的三條大道。
孫中山遺囑的第一句話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自由”對內是從帝制君權中解放，對外從列強壓迫中解放；“平等”對內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外是中國與世界各國一律平等。
孫中山臨終時最後的一句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一直迴盪在百年滄桑的中國天空。如果用孫中山一生倡導的思想、理想與目標，為這句話做一個註腳，他說的應該是“所有中國人要用和平的方式共同來努力，建設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
任何一個主義思想，有其內涵，亦有其目的。孫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目的卻很清楚：第一、國強民富；第二、天下為公。
革命目的：不為打天下而是打不平與歷代中國革命不同，孫中山進行的不是“打天下”，而是“打不平”。他想打破滿清一族專政、帝國主義殖民、千年帝制專斷、資本主義獨斷。一言以蔽之，他的核心精神在為中國創造“天下為公”，希望以三民主義謀求中國的自由平等、走向共和、為全球解放、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孫中山終其一生為三民主義的革命而奔走。三民主義包括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分別涵蓋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面向。三者並非孤立，而是做為整體而存在。孫中山說：“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民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1924/3/24），所以“三民主義的道理，原來是一貫的。……如果要考究他們發生的原因，都是從不平等裡頭的反動生出來的”。（《三民主義為造就新世界之工具》，1921/12/7）。簡單的說，三民主義的緣由就是“打不平”主義。只要現在的世界與國內社會有不平，我們就需要三民主義。
“打不平”有三個不同的意涵。首先，“打不平”要把目前造成不平的因素打掉；其次，要防止“不平”可能的產生；第三、要創造平等與均富的社會。孫中山的整體思想就繞著這三個“打不平”而建構起來。這也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標。百年中國的歷史不就是一個“打不平”與尋求國富民強的現代化歷史嗎？
民族主義的思路：反對分裂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同路人
孫中山先生一生的思想與反對帝國主義分不開，他反對清王朝的主要原因在於他認為，清王朝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買辦，“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根本無力對外，反而是勾結帝國主義，以延續其政權為最高目標。在上書李鴻章被拒絕後，深知不能聯合滿清共禦外侮，更深知，任何溫和政策的運動，只是延長滿清的壽命。他說：“從前滿清沒有錢用，借了許多外債，和列強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把他們的主權都送給外國人了，這就是滿清把我們都當成奴隸，要借外國人的錢用，便拿我們去賣身”，使得中國人變成“二重奴隸”（《中國工人所受不平等條約之害》，1924/5/1）。孫中山因而認為，容忍清廷，只是徒增中國被“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危機而已。
在滿清被推翻以後，軍閥盤據。在孫中山的眼中，帝國主義的幽魂仍然未滅，反而是借著軍閥繼續滋長。在《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孫中山反對當時北洋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他認為那是一場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
孫中山認為，軍閥割據其實為另一種形式的民族分裂，中國只要分裂，中國就無法在國際上取得自由平等的地位。他說：為“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但是“此與帝國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國主義遂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為反動”（〈北伐宣言〉，1924/9/10）。中國要求自由平等，就必須要團結，共同抵擋帝國主義的可能破壞。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為何孫中山會明確主張必須剷除軍閥，統一全國，也反對會讓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內戰以及階級鬥爭。
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以圖解決軍閥。他認為，中國欲求“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必須要有強大的國力，強大的國力來自統一的中國，要統一中國必須剷除軍閥割據不可，然武力畢竟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孫中山願考慮以和平方法來召開“國民會議”。1924年，孫中山抱病北上而病逝於北京，即為求中國的和平統一。在遺囑中仍念念不忘“最近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以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孫中山推翻滿清是為了以民主共和代替專制極權。他要以四萬萬中國人民當皇帝來代替一個人當皇帝。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欺侮中國，他要取消不平等條約，爭取其他國家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主張濟弱扶傾，倡言“大亞洲主義”強調，“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當日本興起之時，他告誡日本人，要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勿做西方帝國主義的鷹犬”（〈大亞洲主義〉，1924/11/28）。日本沒有聽從孫中山先生的告誡，最終走向了無條件投降的結局。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毫無疑問是以“打不平”的反帝國主義為基礎，但是其目的在於對外求中國的自由與平等，對內求各民族地位的一律平等。中國取得自由與平等後，尚必須實行“濟弱扶傾”的大同主義，以免“也去學列強帝國主義，走相同道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民族主義〉，第六講）。
孫中山一生都在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很遺憾的，帝國主義夢魘，並沒有因為他的逝世而消失。百年的中國仍然環繞著帝國主義的幽魂。孫中山在晚年所寄望的蘇俄，其實也行帝國主義做法，在蘇俄的壓力下，中國丟掉了外蒙古。冷戰開始，兩岸各自在表面上是意識形態，實質上仍是在帝國主義利益的掌控下，相互對峙。對日抗戰，中國人民在生命與財產上損失無數，但是在美國、蘇聯、英國各有盤算下，分治的兩岸政府，均無法參加1951年戰後的對日和約《舊金山和平條約》，而只能分別與日本簽署和約。為了要爭取日本，分別放棄了中華民族應享的賠款。
從韓戰開始，兩岸就處於武力對峙的狀態。現在回頭來看，多少親情就此切斷，多少人是多麼不值地犧牲生命。冷戰結束，蘇聯的影響力瓦解，美國仍然是唯一的超強。國際力量相對弱勢的台灣，在精神上持續依賴美國。
即使冷戰已經結束，兩岸交流已經熱絡，台灣也仍將中共做為首要的假想敵，向美軍購是台灣藍綠的共同訴求。在兩岸定位論述上，“主權獨立”、“自決”已是台灣習以為常的主張，在心態上，只要有美國支持，就不必害怕大陸；大陸也認為，要管好台灣，也需要華府的支持。
美國在東亞有其政治、經濟與軍事的戰略利益，兩岸的分而治之，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在辛亥百年的今天，兩岸均應回顧孫中山對於帝國主義與中國前途的論辯。兩岸必須像孫中山一樣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角度來看，避免內部分裂，要用和平的方式，走孫中山的思想道路，絕對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民權主義的思路：自由人權必須先公後私，先國家後個人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除了制度面的設計，例如以五權取代三權，經由軍政、訓政再憲政，從間接民權過渡的直接民權的設計以外，其對於自由、平等的價值，仍舊以如何能夠達到國富民強為目的。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在求全國人民在政治上的一律平等，因此，孫中山對於在中國製造特殊政治地位的帝國主義、專制主義，以及以經濟壓迫製造特殊政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均在反對之列，並為民權革命的對象。
在這樣思想的目標下，孫中山發展出兩個不同於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觀點。一是取“革命民權”而捨“天賦人權”；一是主張“國家自由”高於“個人自由”。
孫中山認為，一些歐美資本家，以“天賦人權”為名，無限制地累積自己的財富，而使得大多數人民無以為生。這種表面上不是直接的政治專制，而是經濟專制，但是實際上卻由經濟專制而造成政治專制。他說：“蓋專制皇帝，且不離愛民，雖專橫無義，猶不敢公開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實質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也”。（〈社會革命談〉，1912/4/10）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孫中山所以要否定“天賦人權”，是在否定資本家經濟專政。從1980年代起，英國的柴契爾與美國的雷根相繼執政後，整個世界被帶動走向了自由資本主義。《當企業併購國家》等專書的出版，證明了跨國公司的力量的過分茁壯。美國為了中東的石油，出兵伊拉克。由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也創造出了M型兩極社會。目前大陸、台灣、全球的貧富不均現象快速拉大，更證明了孫中山的先見憂慮。
針對資本家等利益集團可能的擴張，孫中山提出了“革命民權”的思想，他認為“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有之；必不輕授民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團體與個人，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效忠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10/31）。
從這一句話中可以看出，孫中山對於“人權”享有的認定兩個標準，第一、是否會推翻“民國”的共和體制；第二、是否會效忠帝國主義以及其同路人。如果用現代的標準看，孫中山是一個旗幟鮮明的革命者與愛國者。他的民權思想，在初期為反對專制主義的政治，並且也為防患資本主義的政治。孫中山不僅反對帝王專制，並且反對“為資產階級所專有”的民權制度。
孫中山對西方民主有瞭解，自然瞭解到個人自由的重要，但是他談到“國家自由”為何應該優先於“個人自由”時，他認為，西方的自由被用來自由發財，最後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危機。孫中山倡導革命，也要大家發財，但是“均富”，而非“獨富”的發財，因此，人民只有“均富”而沒有“獨富”的發財自由。
孫中山在談到民權主義時，與民族與民生主義是不可分的。他認為，由於中國不同於歐美，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如果自由沒有限制，“獨富”的自由發財，結果是“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餘”。其次，“無限制的自由，使得中國人如一盤散沙。因為是一盤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民權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認為，由於中國當時的處境，國家才需要完全自由，“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個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民權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特別提出，黨員、學生、軍人、官員等四種人都應該犧牲自由。孫中山對自由衡量的標準在於為公還是為私，為國家還是為自己。他曾對五四愛國運動讚揚：“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為創辦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1920年）。他打電報給段祺瑞，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又通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的學生和工人群眾。但是當學生利用學潮為自己爭取個人自由時，他便大加斥責的說：“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民權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兩項重要的民權主義思想：取“革命民權”捨“天賦人權”；“國家自由”優於“個人自由”，是由於孫中山在他那個時代，對於國強民富期盼之殷切。當我們再看到孫中山世界和平、大同世界為理想的民族主義終極主張時，與其說他堅持“革命民權”與“國家自由”，不如說他期望從國家得到獨立強大中去關照個人自由；從世界大同、天下為公中去關照每個人的天賦人權。
民生主義的思路：建設必須以均富為理想
孫中山先生所處時的中國依然貧窮，他深刻瞭解中國的文化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當時西方已經出現了高度的貧富不均現象，孫中山認為，這是由於資本家帶來政治壟斷的結果。因此，要避免不均，就必須防止資本家壟斷政治。
在談到貧富不均時，他認為，“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貧富不齊，豪強侵奪，自古有之，然不若歐美今日之甚也。歐美自政治革命而後，人人有自由平等，各得肆力於工商事業，經濟進步，機器發明，而生產之力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資本之優勢者悉成暴富，而無土地及資本之人則轉因之謀食日艱，由是富者愈富，貧者益貧，則貧富之階級日分，而民生之問題起矣”（《三民主義》手撰本，1919年）。“全國財富人民沒有分均勻，所以富人的財產常常到幾萬萬，窮人連麵包都難得到手”（〈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1924/4/4）。
孫中山對於這種利用社會全體之貢獻而產生的土地增值和機器力量的工業革命，以致“不耕不織、不思不維”者“聚成巨富”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這種貧富不均的情形，看起來是“人民富足”，但是孫中山卻認為這是“純是少數人的富，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是真富”。（〈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12/7）基於對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孫中山因而對資本家可能的政治壟斷展開批判。孫中山認為，取得政治權力的資本家“富人因為有了那麼多的財產，便壟斷國家的大事，無惡不作，窮人因為沒有生活，便不得不去做富人的牛馬奴隸”（〈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1924/4/4）
西方國家由產業革命而政治革命，而工商發達。“不料到了工業發達之後，變生出了大資本家來。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為資本家而設的？所以世界到了現在，經濟革命的潮流便一天高過一天，這就是平民和勞動者對著富豪及資本家的反動”。（〈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12/7）孫中山認為，資本家形成專制，不僅對世界不利，“這一國壓制那一國，這種民族壓制那種民族，壓制愈利（厲）害，反動也愈利（厲）害”，對國內也是不利，所以“多數窮人不情願受少數富人壓制，便想辦法來反對富人”，而造成“經濟革命的潮流一天高過一天”，所以，資本家專制對國家的前途是極為不利的。（〈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1921/12/7）孫中山解決方式不僅是民生主義，也包括他的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思想。從民族主義方面來看，他反對帝國主義，因此也必然反對國內財閥透過與帝國主義結盟，在中國可能造成的危害。從民權主權來看，他主張不可放任資本家壟斷政治，因而必須限制他們的某些行為自由。
孫中山對資本主義批判，但是他並不反對資本，並且歡迎資本，但是他卻反對“不恤社會之被其害”的資本家，及為這種資本家罪惡做理論掩護的資本主義。
在民生主義的主張方面，孫中山看到中國當時的民生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土地與資本兩項。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在土地問題上主張：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照價收買、耕者有其田。在資本問題上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利用外國資本。其積極方面，在求全國人民在經濟一律平等及安樂富足；消極方面，在預防資本主義在貧富不均及階級革命。
今日在兩岸，我們都看到孫中山先生的憂慮。在台灣，李登輝開始主導的民主化是以依靠黑金來鞏固其政權，陳水扁時代的貪腐證明了台灣企業界可以透過商業來左右政策。在大陸，我們看到愈來愈多貪污腐敗、貧富不均引發社會不穩定的現象。
今日在國際上，跨國資本家階級業已出現，這一跨國資本家階級參與全球統治，它們控制著形成中的跨國國家機構和全球決策，建構了一個新的全球資本家集團，一個新的霸權集團。該集團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已開發國家以及南方國家中統治階級內佔主導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經濟、政治勢力組成。具體地說，就是由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及超國家經濟計劃機構的管理精英、統治政黨內的主要勢力、大的傳播媒體的統治精英、技術精英以及北南國家的國家領導人組成。這一統治集團的政治主張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資本增殖和生產結構所決定的。
1980年代起西方的資本主義，透過自由主義的思潮，再經由冷戰結束，政治意識形態疆界的瓦解，一個以西方價值與利益為中心的“帝國”形成。這個以西方開發國家、軍工企業結合體、國際傳媒所組成的“帝國”，信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中最壞的貪婪、資源掠奪，它所造成是全球財富的不均，他們與國內資本家結合，共同在國內進行剝削，因而造成國內的高度貧富不均。
在這個社會日益貧富不均的時間點，我們的確有必要再重新回顧孫中山先生的憂慮與建設方案。他的民生主義思想是值得我們反覆思辨與實踐的。
孫中山思想在兩岸：殊途同歸或物換星移？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遵行他的三民主義。在民權主義方面，即使歷經抗日、內戰，國民黨政府並沒有放棄從結束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過程。即使是1947年時，中國已處於內戰狀態，依循“五權”為精神的“中華民國憲法”依然頒布。1949年國民政府戰敗遷台，雖然實行戒嚴，但是其所持的理由也只能是因為要對抗中共、光復大陸的暫時作為。因此，國民政府自己也瞭解，威權體制下的“一黨專政”政治體制並非常態，終究要走向真正的民主。在中小學的公民教育中，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考試必考，是國民教育必要科目。這也是後來台灣可以順利推動全面民主化的最重要原因。
在民生方面，在北伐與抗戰前的黃金十年間，國民政府做了些不少實事。1949年到台灣以後，從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開始，台灣的經濟確實在1970至1990年間依循民生主義的指導運作，發揮了極佳的效果，在亞洲四小龍中名列前茅；同時在民權主義方面，也有相當具體的實踐，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可以在同時面對軍事對抗的不利時空環境中，仍能在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大步前進，寫下歷史精彩的一頁，贏得肯定。大體而言，中山思想在台灣是成功的，台灣能夠從1949年平穩地在民權與民生方面的發展，孫中山的思想絕對有他的貢獻。世界上許多開發中國家在建國及發展過程之中，因為缺乏一套建國的思想指導，不知遭受多少的困擾和挫折，甚至付出慘重的犧牲和代價。台灣因為有中山思想的依循，儘管有風有雨，但一路走來，卻能穩定成長，這是孫中山思想論述的貢獻。
不過，隨著共內戰分裂，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一時之間，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以成王敗寇的態度，幾乎把中國自孫中山革命以來的近代歷史做出了定論。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費正清，就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歷史的必然。
中共建政初期的經濟成果，很快就被階級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所侵蝕。從1980年代起，在鄧小平的引導下，中國大陸快步走向改革與開放，今日中共的“三個代表”、和平發展，以及爭取外資全力建設中國的作法，不正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實業計劃的翻版嗎？
歷史弔詭的是，當中國大陸逐漸往孫中山的路線靠攏時，台灣方面卻開始拋棄孫中山了。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期間，幾乎全面從孫中山思想上退卻。在思想教育方面，三民主義被打入冷宮。在民生主義上，完全接受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財閥成為左右台灣政治的主流。以六次修憲，形成“總統”有權無責，破壞權能區分，孫中山的憲政原則被破壞殆盡，“中華民國憲法”支離破碎，成為了一部被台灣憲法大師胡佛所稱的“飄浮的憲法”。在民族主義上，李登輝毫無掩飾地“去中國化”，他對於日本的認同情結，對中國的憎惡，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
從此以後，一手創建國民黨的孫中山，在台灣成為了一個不現代、過於八股的歷史人物。雖然百元鈔票上還有他的肖像，但是他的思想，全面從大學、軍中退卻，以他命名的研究所，也紛紛改為國家發展研究所。這位“中華民國”的“國父”，在台灣已經全面“沒落”了。
中國的歷史沒有因為孫中山先生的逝世而停留，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是前進可以參考的指南，沒有因兩岸政府的取捨而有消退。孫中山思想的核心目標是“國富民強”、“天下為公”。兩岸在這辛亥百年的今日，的確有必要重讀他的思想，他的遺產不僅可以豐富我們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資源，更可以做為未來兩岸連結的重要資產。筆者特於辛亥百年之月撰文，以為期盼。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0月號，總第1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