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雙重障礙只會加速美國統治地位的衰減，並凸顯出美國實力的局限。毫無疑問，美國能夠推翻較弱及不受歡迎的政權—— 正如它在巴拿馬、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利比亞所做的那樣，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表明，一旦惹人討厭的領導人被推翻，無以匹敵的兵力投放能力在建設有效的政治秩序方面卻沒多大用處。在地區特征強烈、外國干涉一直都不受歡迎的一些地方，即使是美國這樣的全球超級大國，在取得理想的政治成果方面也有困難。
在大中東地區的行動是最為明顯的例證。自蘇聯解體後，中東地區一直是美國關注的主要戰略焦點。“阿拉伯之春”不但令華盛頓感到意外，而且美國的反應也進一步顯示出美國使局勢朝著有利於自己方向發展的能力已經減弱。
所有這些事情加在一起，預示著美國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且，近期遭受的一系列經濟挫折將給美國繼續扮演雄心勃勃國際角色的能力造成更大而符合實際的辦法，捍衛我們最重要的利益。
因此，美國應該摒棄目前對國家建設和鎮壓叛亂的迷戀，回到一些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謂 “海外制衡”這一大戰略上來。“海外制衡” 戰略旨在保持西半球仁慈霸主地位、維持歐亞大陸強國之間的力量平衡和石油豐富的海灣地區的力量平衡。
我們不應尋求直接支配這些地區，我們首先必須借助地區盟友，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來維持力量平衡。我們不應讓他們免費搭乘我們的順風車，而是要盡可能地免費搭乘他們的順風車，只有在某個國家看似可能支配某些關鍵地區時，才派出地面部隊和空軍加以干預。作為一個海外制衡方，最大的成功在於讓別人去處理麻煩的問題，而不是急於把負擔攬到自己肩上。
更具體地說，海外制衡會要求美軍從歐洲全部撒出，同時還要繼續履行對北約的義務。
在未來幾十年裡，美國應該將主要的戰略關注轉移到亞洲，一方面是因為亞洲的經濟重要性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我們面對的潛在競爭對手。
或許最為重要的是，“海外制衡”戰略為大中東地區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法。事實上，在1991年以前，我們就是那麼做的。可惜，美國在 1991年以後拋棄了“海外制衡”戰略。美國先是嘗試“雙重遏制”策略，實際上就是對抗兩個相互憎恨的國家——伊朗和伊拉克，美國沒有像過去那樣採取利用一方遏制另一方的策略。9.11事件後，小布什政府採取了更為愚蠢的“地區轉型”戰略，從而使這種錯誤更加嚴重。加上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這些考慮不周的方略加深了中東地區的反美情緒，給伊朗這樣的一些國家以更多的理由考慮獲得核威懾力量。
可以想象，中國的決策者看著美國使自己陷入這些代價高昂的泥潭中該有多麼高興。幸運的是，有一個明顯的解決辦法：重新採取“海外制衡”戰略。美國應該盡快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將以色列視為一個正常國家，不要無條件地給予支持，美國應該依靠中東、歐洲和亞洲的盟友維持和平——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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