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美國力圖尋找與中國周邊國家之間的利益交集，以削弱中國對地區秩序的影響力。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周邊國家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但中國的對外不干涉政策使其無法為周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美國“回歸亞洲”填補了亞洲安全保障提供者的缺位。面對中國的崛起，周邊小國的擔憂心態加劇，美國的回歸為這些國家在中美之間推行騎墻戰略創造了條件。針對周邊國家中大國爭奪亞洲區域秩序主導權的欲望，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迎合了這類國家的訴求。此外，美國還在強化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雙邊同盟關係，如在澳大利亞部署軍隊；進而，同與美國擁有雙邊同盟關係的國家之間還演繹出新型的三角關係，如美國、澳大利亞、日本通過“三邊安全對話”（the T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SD）所演繹的“三邊同盟”。
第三，中國周邊正在成為全球大國的競技場。以美國“回歸亞洲”戰略為主導，全球大國都在加緊重新布局其亞洲戰略。日本在“國家重新定位”的背景下，既希望依靠美日同盟（及未來的TPP）來挽救其在亞洲區域秩序中的頽勢地位，又希望強化與亞洲國家的合作。作為大國，這種戰略的可持續性值得懷疑。印度自己宣稱，通過實施“東向戰略”已經成為一個東亞國家。除了致力於和東盟簽署自貿區協定，2011年印度還與日本正式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EPA）。俄羅斯的亞洲戰略儘管尚在形成中，但通過東亞峰會已經參與到東亞事務之中。面對“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戰略目標出台，歐洲已經開始感受到落後於美國的壓力。一旦走出債務危機的泥潭，歐洲未來必然要參與到亞洲事務中來。無論是區域外還是區域內大國，其亞洲戰略的核心都將圍繞中國展開。
總之，從南海問題爭執的背後我們已經窺測到大國的亞洲戰略指向。它預示了中國周邊環境的日益複雜化趨勢和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全新挑戰。因而，中國需要以新的戰略理念應對這種變化和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