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要敢於承擔責任，面對困難和壓力，不能上推下卸，要有擔當的勇氣
薄熙來說，說到爭議，我的看法是，在一個地方做領導，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經過理性思維，把該做的事、看准的事堅定不移地做好。其實，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不會是完全一致的，都會有爭議，而且越有價值、越有創新的事就越有爭議。如果遇到這些事兒大家都繞道兒走，社會的正義就很難彰顯，正氣就會受到壓抑。比如“打黑”，就涉及很多人的切身利益，不僅是黑惡團夥，還有他們的“保護傘”。但不“打黑”能行嗎？社會能和諧嗎？讓人民繼續忍著嗎？該幹的事兒就要幹，不必想那麼多。其實，不僅“打黑”有壓力，對“唱紅”說閑話的人也有，說什麼“左”啦，搞“形式主義”啦……一個地方要想大發展，就要有精氣神，不能整天哼些靡靡之音。我們很有包容性，但更要唱響主旋律！共產黨人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而堅持真理就必須旗幟鮮明。領導幹部要敢於承擔責任，面對困難和壓力，不能上推下卸，要有擔當的勇氣。
任何地方都有發展之機，就看能不能科學合理地運作
人民日報記者侯露露說，這幾年，重慶探索“地票”交易、戶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設、交巡警合一，還開通了渝新歐鐵路。這麼多東部想做而沒做成的事情，重慶為什麼卻做成了？
薄熙來說，中央對重慶寄予厚望，錦濤總書記作了“314”總體部署，三大定位裡有一個“建設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給了重慶先行先試的權力。“地票”交易、戶籍制度改革、“三權”抵押貸款，都是城鄉統籌的具體抓手。有了這些措施，城鄉統籌才成為可操作、可推動、具體現實的東西。
薄熙來說，你提到內陸地區如何在改革開放上有所突破。依我看，一個地方越有挑戰，就越有幹頭兒。挑戰可以激發人的思維和創造力。重慶雖地處內陸，但只要肯動腦筋，有創意，照樣可以有所突破，甚至在某些領域變“跟跑”為“領跑”。講對外開放、招商引資，過去30年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中西部相對落後，但想開了、搞好了照樣可以後來居上。這些年，重慶利用外資年均增長40%多，2007年到位10億美元，去年到位100億美元，總量已居全國前八。可喜的是，還“走出去”到國外投資50億美元，在巴西買地種大豆，在澳大利亞、非洲買礦。在中央的支持下，重慶還設立了兩江新區。隨著渝新歐這條大運量、低成本的國際貨運鐵路的開通，重慶到歐洲的貨運時間可縮短半個月，山城也就從開放的“三線”轉為“一線”。我們還無中生有建設了亞洲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基地，去年生產了2500萬台，2014年將年產1億台，主要銷往歐美。任何地方都有發展之機，就看能不能科學合理地運作。針對關鍵問題，抓住機遇，動幾個大手術，城市也就做活了。
社會要發展進步，就要讓大多數的百姓看著公平、合理，比較滿足
共同富裕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人民論壇記者劉建希望了解重慶“縮差共富”決策的背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程維詢問重慶面臨哪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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