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說，重慶還比較窮，財政並不寬裕，但我們下決心走共同富裕的路子，這絕不是盲目的，是建立在科學思考的基礎上。社會要發展進步，就要讓大多數的百姓看著公平、合理，比較滿足，這樣才能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現在重慶的“三個差距”，即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已不小，不僅群眾有意見，消費也上不去。只有把民生安排好，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廣大市民才能在心理上安穩，發展才能持續。
薄熙來說，“縮差共富”當然會面臨很大挑戰。重慶直轄後，帶起了原四川省也屬貧困的“兩翼”地區，其中有14個國貧縣，而重慶的財力並不雄厚，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面臨的挑戰很大。按一些人的思維邏輯，好像收入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發展，越能招到廉價勞動力，企業的利潤也會越豐厚，從而實現經濟發展。其實，貧富差距大了，不僅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需求，影響社會穩定，也會嚴重削弱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重慶的思路很簡單，就是要在共同富裕中推動經濟發展。通過普遍提高市民的收入水平，既改善他們的生活，也增加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使整個勞動力素質不斷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就有機會招到更多優秀的工人，再加上政府提供公租房，為農民工解決城市戶籍，提高保障水平，企業沒了後顧之憂，就可一心一意謀發展，投資興業的信心自然會大增。重慶這些年經濟社會有了較大進步，證明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平均主義不利於發展，所以要打破“大鍋飯”；但貧富差距拉大也會破壞生產力
香港大公報記者孫志接著問：“今年是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經濟界認為，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重慶在此時提出共富理念，對當前GDP增長有何作用，又有什麼長遠意義？”
薄熙來說，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改革開放之初，在平均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強調打破“大鍋飯”，克服平均主義，從而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是完全正確的。但小平同志看得遠，當時就提出“要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30年過去了，有些地方貧富差距已經不小，需要高度重視。從哲學上講，“物極必反”，凡事都要有個“度”，平均主義不利於發展，所以要打破“大鍋飯”；但收入差距要適度，如果差距拉大，也會破壞生產力，所以要“縮差共富”。
薄熙來說，直觀來看，共同富裕的過程就是照顧中低收入者，特別是困難群眾，我們的“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都期望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縮差共富”不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下一段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經濟界經常講“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目前“投資”和“出口”的力度已經很大，全球領先，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受到限制。而以消費促發展的潛力巨大，要挖掘這個潛力，“縮差共富”是關鍵，要大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從而整體提升社會的消費水平，使“三駕馬車”都能鉚足勁兒，一起拉動經濟的發展。把“消費”這個潛力挖掘出來，又可實現大發展。反之，如果貧富分化，富人有錢沒處花，低收入百姓有急用卻缺錢花，在這種消費狀態中，經濟發展自然會大受影響。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已經到了做好共同富裕這篇大文章的時候了。重慶這些年致力於改善民生，百姓從內心滿意，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這又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增長。
重慶正處在快速發展時期，一定要重視縮小基尼系數，同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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