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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帶來甚麼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 |
（三）美國制定兩岸政策的邏輯動因
美國任何一個階段的兩岸政策，都是“美國—中國大陸—台灣”三邊力量博弈的妥協結果。學者牛新春認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定位、對台灣的意識形態認同、台海局勢等三大因素是左右美對台政策的基礎性的、戰略性的決定因素(注13)。這說明美國從戰略利益、價值判斷、控制能力等三個方面來規制其對台政策。學者林岡認為，美國對中國和平統一的接受度，與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需要，存在正相關性(注14)。這也說明，美國對台政策取向其實取決於中美兩國戰略合作需要。結合以上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美國在制定兩岸政策時，應該綜合權衡以下四個因素：一是中美戰略合作程度的高與低；二是中國實力的強與弱；三是台海局勢可控度的大與小；四是意識形態的同與異。
1、中美戰略合作因素。如果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領域越廣、層次越高、相關度最大，美國就越可能在兩岸政策取向上考慮到中方的核心利益。比如，70年代美國處於“冷戰”守勢的時候，為借助中國的力量抗衡蘇聯，美國不得不在對台政策上作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調整。反之，如果國際形勢有利於美國，中美兩國合作空間變小的情況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則往往不太會顧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而表現得我行我素。比如，在“後冷戰”初期，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冷遇”。
2、中國實力因素。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應對國際形勢變化的戰略調整與佈局時，始終無法回避中國力量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戰略夥伴”，或“戰略競爭對手”，或“利益攸關方”，或“戰略再保障”，對中國實力的權衡是美國所必須關注的。而就美國的兩岸政策而言，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手段越多、力量越大，就越可能促使美國在兩岸政策上對中國做出相應的妥協。比如，就目前的實力來講，中國還無法完全杜絕美國對台軍售，但中國的“多重”反制手段卻有可能使美台軍售在品質和數量上做出妥協。
3、台海局勢因素。美國在“調停”兩岸關係時有其策略上的限度。美國對兩岸關係發展及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以和平為最高原則，其實質是竭力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注15)。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也就是說，美國試圖始終掌控兩岸關係的走向和熱度，兩岸關係過“冷”或者過“熱”都不是其所“樂見”的。比如，陳水扁後期的“台獨”傾向試圖挑戰美國的對台政策底線的時候，美國即向陳水扁當局當頭一棒，警示其不可“越位”；而當近3年來兩岸關係峰迴路轉，越走越近的時候，美國又難免“醋意”頻發，因而通過兩次對台軍售以“降溫”兩岸關係。
4、意識形態因素。從意識形態判斷上看，美國認為台灣是亞太地區推行“美式民主”的“樣板”，是世界民主陣營的“重要力量”，是美國“普世價值”的“同類”。而在美國的眼中，中國大陸始終是意識形態的“另類”，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是在“威權體制”下的“另類現代化”。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努力一直不曾放棄，而台灣卻是催生大陸民主的“燈塔”。意識形態判斷雖然是美國制定兩岸政策的一個柔性因素，但在某些特定的國際形勢下，也很容易造成“意識形態化”的“發酵”。比如，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時期。況且，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下，“府院之爭”也很容易造成美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妥協。
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的挑戰
美國的對台戰略，是其重返亞洲戰略的重要一環。我們務必冷靜地看到，伴隨著對中國崛起的忌憚，美國在“後危機”時代進一步強化對中國遏制的可能性存在；出於對兩岸關係“過熱、過快”發展衝擊其傳統影響力的忌憚，美國意圖對兩岸和平發展實施“冷處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是島內各方政治勢力變幻莫測的分合、妥協、重組，“台獨”政黨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存在；美國總統大選即將登場，深陷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驢象之爭”，新保守主義回歸的可能性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造成現實的挑戰。
（一）政治上的挑戰。當前，雖然兩岸關係取得了階段性的改善，但這種改善是建立在政治互信薄弱的基礎上。受台灣政黨政治生態影響，島內每一次領導人選舉都有可能為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變數。台灣“大選”，美國雖然表示不選邊站，但藍綠陣營競爭的膠著狀態估計也是美國所難於干預的。在島內政治勢力風雲際合的情況下，國民黨、民進黨任何一方執政的可能性都存在。假如是民進黨重新執政，可能將給兩岸關係帶來很大的挑戰。民進黨至今未放棄“台獨”綱領，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競選口號的基本邏輯是否認“九二共識”。學者郭震遠認為，蔡英文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其實質是“退一步，進兩步”的“和平台獨”(注16)。而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共識”，真正意圖是否認“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憲法”，只不過是“台獨”理論的新版本(注17)。蔡英文在日本訪問期強調，“美日安保條約”是本地區穩定的基石，試圖配合美日制約中國大陸(注18)。眾所周知，“台獨”分子妄想“台獨”的“精神勝利邏輯”：一是寄希望於中國大陸的崩潰；二是寄希望於美日的干預。在前幾次台海危機中，“台獨”分子鋌而走險，要麼是出於對美國制衡中國戰略的配合，要麼是出於對美國的戰略誤判。因此，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假如民進黨重新執政，很有可能做出新的戰略誤判，甚至倚重美國國內的新干涉主義勢力，對目前良性發展的兩岸關係製造新的麻煩。
而國民黨如繼續執政，兩岸和平發展的基本態勢雖然可能繼續保持，但難度可能會加大。一方面，本次“大選”可能會改變台灣島內的“府院格局”，民進黨會利用“民主程序”，通過激烈的“立法院”鬥爭與制衡為兩岸關係的進一步改善設置“合法”障礙。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對兩岸關係的緩和基本上將持“樂觀其成”態度，但它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的底線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不能以妨害美台關係為代價，不能超出美國的掌控範圍，兩岸政治對話不會迫使台灣走向統一的不歸路y。因此，當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深水區”，進行政治或軍事互信方面的協商與談判時，美國將會對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做出新的評估，可能會對台灣當局做出相關的政治施壓或干擾，或通過暗中支持民進黨進行“合法鬥爭”來達到其維持現狀之目的。
（二）經濟上的挑戰。雖然ECFA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但畢竟還只是一個開端，未來還將面臨諸多挑戰。就目前而言，有兩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一是如何將ECFA進一步深化的問題；二是如何處理好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問題。就ECFA議題而言，民進黨一直存有異議，當初甚至試圖以“公投”來阻撓ECFA的簽訂。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兩岸在深化ECFA合作的議程上，無論民進黨上台與否，都會繼續製造麻煩，或企圖政經分離，或阻撓合作進一步深化。就FTA議題而言，一直都是兩岸面臨的一個難題。台灣以何種名義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雖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但卻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它涉及到主權國家的問題，涉及到“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陳水扁執政時期，一度將FTA泛政治化，企圖繞過中國大陸對外簽訂FTA，借拓展國際經濟空間之名，達到拓展國際政治空間之目的。蔡英文所謂的“從世界走向中國”，從經濟領域而言，同樣是要繞過中國大陸對外簽訂FTA，以避免ECFA時代中國大陸的“磁石效應”。在兩岸簽訂ECFA協定之後，大陸對台灣FTA議題的態度是“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注19)。但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在“九二共識”問題上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FTA議題始終是兩岸矛盾的膠著點。兩岸在經濟問題上的矛盾為美國制衡中國找到了“巧實力”的施展點。美國一直通過掌握執行“一個中國”政策的節奏及側重點，從維持中美關係與提升美台“實質關係”的模糊區間中尋求兩面平衡，以實現雙重獲益(注20)。對於以FTA為代表的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議題，美國可能會巧妙地利用“國際規則”，在台灣的“國際空間”與“一個中國”問題上玩弄“擦邊球”，以挑撥兩岸的“敏感神經”，擾亂兩岸深化經貿合作的進程。美國還可能在美日台經貿合作上大做文章，試圖使台灣融入美日經濟體系，以牽制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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