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陸必須繼續釋放善意，拉近兩岸民眾的情感，目前低位階的政治商談和協議（而為防止低階兩岸現狀的固定化，大陸可以以“共識”而非“協議”的形式達成）應該是能夠鞏固雙方情感、互信的一個途徑，也是可以接受的。不應與大陸的期望有落差就排斥。以前兩岸政治互動中的教訓要汲取，要實事求是，避免不切實際而激出反效果。何況大陸對島內民心的重新構建不會停止，島內民意的現狀也不可能是停滯的，假以時日，島內民意情況應該有明顯改觀。這個過程將有利於漸進推動“九二共識”轉向“兩岸同屬一中”的“共同體”觀念。這些對堅持“中華民國一中憲法”的國民黨長期執政有利，也對促進民進黨路線的根本轉型有利。
四是如何以新的視角，如民主政治的視角為未來兩岸政治商談提供破解之道。民主問題相當複雜，這裏只能就其在兩岸關係中的體現談一點看法，這點與上述幾點實際上也有著密切的聯繫。筆者認為，兩岸政治協商中雙方都必須具備較好的民主素質，其主要體現在兩岸關係的政治解決一定要關切到兩岸主流民意的正義訴求，在此基礎上，以既有兩岸協商的民主模式推動兩岸深層次政治協商，為未來兩岸共同解決“中華民國”問題奠定基礎。
“中華民國”的問題，排除“台獨”思維，簡單來說，涉及三個層次，一個是理，由歷史史實而來；一個是情，由人的情感而來；一個是利，各方利益的博弈。因此，它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的解決就要關切兩岸人民的利益問題、兩岸民意的正義訴求，而這樣的訴求與兩岸人民各自走過的歷史，及其進而型塑的深層次精神需求密切相關。瞭解之，體悟之，釋放之，滿足之，既是最為基本而深刻的人道關懷，也是民主政治的體現和最終的解決之道。
建構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民主模式
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值得汲取的教訓應該有一點，即在處理兩岸政治議題的時候，兩岸雙方不要在論述的時候只談自己的關切，而要關切到對方的關切，這樣可能一個新的論述出來後雙方都能讓對方看得下去，有興趣深一步去探尋對方的心態與真正意圖，預留溝通的空間，避免一言不合就一棍子打死和妖魔化的情況。“國統綱領”、“一國兩制”都遭遇到這樣的情況。大陸最關切“台獨”分裂的問題，台灣更關切自身地位問題，加之民主思維下將“台獨”定位為思想言論自由，對大陸的敵視情緒尚未退去等因素的影響，“台獨”的問題並非國民黨當局的第一關切，因此其論述總是圍繞著其地位問題展開。而地位問題一旦論述起來非常容易走偏，特別是針對大陸展開論述之時。所以台灣如果在不搞分裂的明確前提下論述自己想要的地位，可能更具建設性，更能讓大陸看得下去，聽得進去。
此外，兩岸在制度面的爭議也是從各自的關切出發。就大陸方面而言，尚未關切到台灣民眾對“同屬一中”之後的生活品質的顧慮，因此對“一國兩制”理論缺乏更為細膩、深入的後續探討和勾畫；簡單將制度之爭通通歸類為“不統”的藉口，看不到其中實際上蘊含着對統一的前提認定。如果沒有這個前提認定，何來生活品質的擔憂？如果擔憂不除，必然影響對前提的認定。因此，少一些自身主觀臆斷，多一些對對方的細緻體會，是兩岸政治互動與商談的必要民主素養，它會帶來更多的理解、包容、善意，也能為兩岸互動溝通提供更大的迴旋餘地和創意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二共識”堪稱兩岸民主互動的範例。“九二共識”兩岸分別解讀，實際上正體現了“一中”默契下的各自關切；而對“九二共識”的接受，也彰顯了雙方都關切到了、理解到了對方的關切。所以“九二共識”成為兩岸的共識，信任的基礎，互動的基礎，包容的基礎，“反獨”的合力基礎。
具體而言，馬當局的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兩岸和平、穩定、“台灣利益優先”的政策和“外交休兵”政策建構起來的“兩岸與外交的良性迴圈”，經過4年的實踐，其結果，島內民眾是有感的，肯定的，也是有後續期待的。因為，它的確是以民眾的經濟生活、生存尊嚴為核心，滿足了民眾的多層次的心理需求，彰顯了社會正義，因此得到多數民意的認同和支持，最終通過選舉達成社會的政治民主。同時，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也找到了台灣與大陸在基本政治互信基礎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一條正確道路。在這一點上，實際上馬當局已經和大陸共同建立起了一個兩岸之間的“民主協商模式”，通過這個模式，彰顯並滿足兩岸民意的正義訴求。
面對“中華民國”的問題，大陸之所以放棄軍事解放台灣之途，而選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路，接受“九二共識”為和平發展階段兩岸政治基礎，不是因為台灣一直掌握著主導權，大陸只有配合；而是大陸的政府和人民從情感上和理性上始終視台灣人民為血濃於水的同胞，是一家人。因此隨著對台灣民眾歷史經歷的不斷瞭解、心理心態的深入體悟、島內政治生態的嚴肅認知，以及整體兩岸關係的戰略思考，才選擇並堅定地走上一條維護中國統一的最為艱難但又最符合兩岸人民福祉與利益的道路。大陸政府和人民對這條路的選擇，不僅體現著對台灣的深厚情感，體現了對台灣同胞利益福祉的深層關切，其本身就體現著逐步解決“中華民國”問題的民主政治素養。只是因為“台獨”勢力的嚴重干擾，大陸的舉措才使台灣民眾有不一樣的感受。而事實證明，一旦排除乃至降低“台獨”的干擾，兩岸的互信就能建立，兩岸關係就會是另一番面貌，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觀感也必定會逐步轉變。
筆者認為，在漫長的兩岸四地及海外炎黃子孫共同參與的歷史融和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兩岸民主素養，將必然伴隨著兩岸各自內部民主意識的相互激蕩和民主品質的共同提高，其結果也將是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民主模式的建構、中華文化“軟實力”的最佳展現。希望台灣政界也能認識到這一點。
認識到這一點，可能台灣民主的矛頭將不再在優越感和美國文化霸權意識窠臼之下指向大陸，而是轉移到如何使自身民主建設更貼近民意、如何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更具積極意義的視角上來，從而以既有兩岸民主協商的模式推動兩岸深層次政治協商。
認識到這一點，馬當局未來4年希望達成的“兩岸不武制度化”，就應該關切到大陸的民意訴求，即大陸的“武”從反“獨”而來，沒有“獨”就談不到“武”；要將“不武”制度化，就要先排除“獨”這個“武”的根源。這方面不涉及，如何形成兩岸長期和平不可逆之局面？如何達成“不武制度化”？馬當局是否已經就反“台獨”問題給出了最符合兩岸人民福祉、利益的答案，並以此為基礎，對兩岸“不武”作出了最佳考慮？值得後續關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3月號，總第17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