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6日電／名古屋市長的“南京大屠殺烏有論”事件正在呈現中日關係的大邏輯：3月7日，南京市官方對日本媒體表示：如果能夠收回錯誤言論並道歉的話，兩市關係“前景依然是美好的”。豈料，名古屋市長3月13日再次表示“不會收回言論”，斷然拒絕南京的“美意”。
環球時報文章稱，事實上，這種立場是受到日本輿論支持的，議題被控制在了是不是“可以否認”有屠殺平民的行為、大量屠殺是不是有技術和時間上的可能之類貌似學術求證、實無道義關心的層面。《讀賣新聞》表示“很難共有歷史認識”，《朝日新聞》雖然批評名古屋市長“考慮不周”，但也強調“要找到讓中日雙方都滿意的魔杖是為至難”。一幅中國退而求次、日本得寸進尺的構圖，並且名古屋市長的最後拒絕讓南京市政府已無處可退。
這就是把中日關係的戰後處理，從嚴肅的國際法、國際政治問題貶為“歷史遺留問題”，而“歷史遺留問題”又被敷衍為“歷史學術”問題的後果。可以確信，即使名古屋市長下台，如果中國外交不能讓日本政府以法紀約束其公職要員自肅，“南京人民的感情”就永遠暴露在隨時可能被“父親說”、“爺爺論”之類“嚴重傷害”的威脅之下。面對地方政府無法為“南京人民的感情”負責的現實，國家外交就必須勇敢而嚴肅地、有知識並有能力地擔當起推動日本政府真正尊重“南京人民的感情”之民族重托，而不是對地方措施或民間抗議表示什麼“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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