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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樁涉及非法集資金額或達2億元的銀行行長舉家外逃案在“沉寂”了兩個多月後浮出水面。 |
日前，針對中國農業銀行江蘇江陰市要塞支行行長孫鋒卷款2億元舉家潛逃事件，公安部已發出紅色通緝令對其進行全球通緝。
事實上，這並非個案。2月初，潛逃的山東煙台市商業銀行原勝利路支行行長劉維寧被抓捕，其通過承兌匯票套取資金，涉案金額高達4.36億元；去年3月，廣西桂中農村合作銀行南泗支行原副行長羅克努，冒用身份資料套取貸款約1500萬元後，失蹤潛逃；去年6月，廈門國際銀行原支行行長偽造承諾函公章，騙取巨額民間資金後畏罪潛逃，金額尚未明確，疑與廈門擔保業高達37億元的債務黑洞有關。
銀行行長卷款潛逃事件頻繁發生，當下已成為繼2005年中央集中調查和處理42名銀行行長集體外逃案後，又一個類似案件集中爆發的高峰期。
對此深層追問，我們會發現，這既與監管層面的“形嚴實鬆”有關，更與我國銀行僵化的贏利模式密切相關。
我國銀行業的贏利模式以利差收入為主，其占我國銀行業營業收入近80%。這種利差依賴症已事實存在多年，近年來卻在我國銀行業的治理亂象下更加嚴重——這是因為，自2010年以來，一方面我國存款持續的負利率狀態，導致銀行可輕易獲取高額利差收益；另一方面我國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比的持續上調，導致銀行必須通過資產規模高速擴張才能保持其利潤增長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