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恩進一步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什麼叫“按項目”收費?“就是醫療保險機構在跟醫院結算時,按照醫院針對你的病,提供了什麼藥品、什麼診療手段和手術服務,來一一算錢。這種情況下,醫生當然有動力用更多、更貴的項目,來為你提供救治。因為結算時得的錢越多,醫院的利潤也就越大。”
劉國恩認為,這種支付手段下,醫患雙方的經濟利益高度“不一致”,導致“醫生有動力多檢查、多開藥,沒動力替你省醫保”。
有沒有一種“既讓患者少花錢、醫生的收益也提高”的支付方式呢?有。劉國恩和朱恆鵬都認同,應該從“按項目”收費走向“按病種”、“按人頭”收費。
“比如按病種收費,簡單地說,就是基於一個地區長期以來流行病學的統計數據,對治好某一疾病,劃定一個合理的花費線比如闌尾炎,無特殊情況時,平均2000元是可以‘治好’一例的。那麼,醫保確定的標準線就是2000元,在此範圍內,它不需要干預醫生的技術過程:超了,醫生可以就‘特殊情形’提出申請;少了,剩餘的部分就是醫院的。”
劉國恩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這種支付方式下,醫生有動力以合理的價位治好患者的病,同時對控制費用“也有積極性”。
朱恆鵬提示,類似支付方式的成效,有賴於醫生和醫院“對自己的收入方式敏感起來”。“至少要讓醫院內部,對省下來的收入有一定的分配自主權。這需要人事、編製等各項制度相配套。”他說。
朱恆鵬同時強調,為了不使這一“有效控費”的手段,以犧牲服務的質量和患者的安全為代價,還必須有醫療機構間的“相互競爭”。“這要求一個縣域內,最好有多家醫保單位,各家在‘控制成本’和‘爭取病人’間爭取平衡,讓醫保有談判能力,也讓患者有選擇權。”
“大病不出縣”
困擾老百姓的不僅是看病貴,看病難問題同樣迫切。
很多人有這樣的體驗:一有了病,“全國人民跑協和”。排了3天隊拿到1個號,見專家後2~3分鐘就診斷結束了,感覺醫生“沒把自己當回事”。問他為啥不回縣醫院、社區醫院看病?“不是三甲醫院,待遇、設備、技術都不行,留不住好醫生。身體髮膚的,誰能放心讓‘赤腳醫生’瞧?”
另一方面,大醫院的醫生卻一直在喊“累”:據統計,從2010年~2011年,三級公立醫院的月均診療人數以5%的速度增長,三成三甲醫院的醫生,平均一天要接診超過50個病人。而劉國恩在協和醫院統計的數據顯示,每天門診量的近一半,是理論上可以在縣級醫院、社區醫院解決的“小病”。
“患者在治病的同時,也有心理需求:希望與醫生進行溫馨的溝通。如何提升醫療服務的質量?這也是‘十二五’醫改新規劃著力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劉國恩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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