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個問題使廣大民眾憤怒，改革的代價要由窮人來付出，而改革的果實卻被特權富人獨吞。造成如此惡果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穆巴拉克的專制體制為不公正的交易提供了平台。
第二，缺乏相關的配套法制和政策，譬如反壟斷法、幫助下崗者再就業等措施沒有跟上。
第三，私有化的浪漫情結使許多新自由主義者迷信私有化萬能，以為只要私有化了，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不認真做全盤的籌劃。
埃及的經濟改革使一批寡頭崛起，操縱了國家經濟。譬如鋼鐵大王伊茲，他以前做鋼材進口生意，1999年在私有化中獲得了亞歷山大國家鋼鐵公司，2007年他屬下的鋼鐵產量已占全國產量的70%。又譬如沙維瑞斯家族的幾個成員，分別在電信、建築、酒店等行業中擁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時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東最富20人榜”。
寡頭中有兩位是穆巴拉克的兒子：賈邁勒和阿萊。賈邁勒是智庫ECES的創始人之一，在他的鼓動下，穆巴拉克任命了一批與ECES關係密切、有寡頭背景的人做部長。這個被稱為“賈邁勒內閣”的圈子，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重組埃及經濟，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減稅、去管制、撤銷價格補貼的政策。
這些政策給上層富人帶來了厚利，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滴漏效應理論，下層窮人也會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賺了錢就會多消費多投資，因而能增加就業，窮人可以通過“滴漏”從增大的蛋糕中分到一杯羹。但滴漏效應並沒有出現。經濟增長並沒有創造大量的就業，埃及的失業狀況嚴重，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徘徊在30%左右。
這是因為富人投資的那些經濟增長行業不是勞工密集行業，勞工密集行業利潤低難以吸引投資。另外，企業家為了利潤最大化，寧願讓員工加班，也不願雇新手，尤其不願雇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的大環境中，私人企業家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不是增加就業，他們不考慮企業的社會責任。滴漏效應的出現，需要企業社會責任感這一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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