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南台灣而言，此處是大陸移居者最先到達台灣的地方；目前被認為深綠政黨地盤的台南更是開台首府，與大陸的淵源最早也最深，共同象徵符號、集體記憶等元素最多，理應本質性認同最強。但事實並非如此，顯見本質性認同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認同的內涵也隨之變化。
因此，第二種身份認同，亦即“建構性認同”（Constructive Identity）扮演重要甚至主要的角色，其實際是創造的，主張認同是後天形成的，由知識份子和政治菁英，或可謂是認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培育；隨著利益與環境的變遷，持續進行重新詮釋。建構性認同不像本質性認同，強調單一化的共有集體記憶等，其採取多元化的文化定義，尤其是公民意識、制度正當性的建構，亦即從政治認同動員出文化認同。
台灣在歷經1990年代起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逐漸發展出自身的公民意識與制度正當性，加上受限於外部國際空間的制約，使得強調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屢屢在選舉中被動員；而其動員是採取辯證式的建構，亦即透由民主選舉建構本土意識的凝聚力，本土訴求深化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在兩者相互作用的推波助瀾下，甚至建構出從制度的認同到國家的認同，因此與兩岸的本質性認同產生歧異。
尤其南台灣在兩岸交流或者說是全球化的資源流動下，在地的農漁牧業與傳統產業就屬於相對經濟弱勢地區，而此經濟相對剝奪感轉嫁到政治權力不對等，經濟的不如意歸咎到政治的不正確，不論是內部政策治理的缺陷，或是外部國際空間的侷限，都可被投射到兩岸關係的齟齬衝突，強調彼此公民意識與制度差異，進而強化異於大陸本質性認同的建構性認同。
三、霍布斯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認同
以兩岸關係的變遷階段而言，本文將其歸類為三種文化，意指行為主體者之間，共有並相互關連的知識。這類的知識可以是具有合作意涵，也可以是相互對抗的。據此，敵意（Enmity）、競爭（Rivalry）、友誼（Friendship）三種邏輯將被建立，其對應於敵人（Enemy）、對手（Rival）、朋友（Friend）三種角色，分別指涉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康德（Kant）三種文化。
“霍布斯”文化的基礎是“敵意”結構，就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敵人”；國家會採取改變現狀的方式摧毀或征服敵人，決策時不顧未來地往最壞處考量，相對的軍事力量被視為非常重要的生存關鍵因素，如果爆發戰爭就會無限制地使用暴力，即使沒有戰爭也準備先發制人，避免敵人第一擊時取得優勢。
“洛克”文化的基礎是“競爭”結構，自我將他者再現為“對手”；雖然還是涉及消滅敵人的暴力行為，但不像敵人那麼具威脅性；國家期望相互行為的基礎是承認主權，承認對方的生命、自由、財產，但對手畢竟有競爭到爭執的可能，甚至有時會激化到使用暴力，不過仍有所克制。
“康德”文化的基礎是“友誼”結構，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朋友”；國家期望相互遵守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以解決爭端的非暴力規則，以及遵守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時將共同作戰的互助原則，因此產生多元安全共同體、集體安全等概念，對相互和平的意願與行為具有共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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