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區爭先恐後跑步進入“百元時代”的當下，我們除了看到風景區額頭上的“利益”字眼外，公眾所期待的公益底色，已經在有意無意之間被淡化了。這是公眾的無奈，但在一定程度上未嘗不是風景區竭澤而漁，甚至是自絕於公眾的“自殺行為”。試想，一個只顧眼前利益的景區，能讓公眾毫無怨言地“朝拜”嗎？
客觀地說，公眾並不反對景區賺取一定的利潤，畢竟景區需要維護，否則就有可能掉入“公地悲劇”之中。但是，利潤的獲得是有限度的，任何景區把利潤的獲得最大化當做最終目的，而非把公益性當作最大支柱時，就意味著景區作為“人類共有遺產”的身份混淆，乃至意味著公眾用腳投票時代的到來——高票價使景區營業收入增多，但遊客卻將越來越少。
我國各種小長假、黃金周促使公眾集體出游，讓旅遊成了真正的“賣方市場”，面對人潮汹湧的遊客，任是比柳下惠還淡定的景區，恐怕都忍不住想漲漲價，多掙些白花花的銀子。但是，一般公眾對“玩不起的風景”的詬病，也是有道理的。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我國，高昂的價格使消費者望而生畏，打擊了公眾的旅遊積極性，損害了公眾權益，降低了社會福利。與此相對照的是，不少發達國家的景區門票共性是價格低廉。如比利時的博物館和名勝古跡的票價只占到普通人月工資的0.33%，法國為0.4%，意大利、日本小於1%。又如埃及的金字塔，對本國人只收相當於人民幣1.3元的門票。數字是枯燥的，但附著其身的說服力，公眾能不明白嗎？
圈錢邏輯壓倒公益底色的“百元時代”足以表明，我國一些景區一味地追逐利益，已經使他們忘記了景區作為旅遊資源是准公共產品，所有公民都應是旅遊資源的權利主體，都有權享受旅遊資源帶來的福利。統計表明，我國門票的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10倍以上。可以說，“百元時代”的背後是一種侵蝕社會福利的扭曲激勵機制。如果不解決這種單一追逐經濟利益和侵犯公眾利益的做法，不但遮蔽了全體人民對風景資源的共享資格，而且導致風景資源的公益性質被異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