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3日電／今天的中國，社會變革日新月異，階層分化，流動加速，利益多元，社會轉型猶未完成，社會活力蓬勃迸發，新老矛盾叠加交織。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任務之重、挑戰之大、難度之高，是很少見的。如何做好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如何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聯網？如何化解社會矛盾？如何重塑社會誠信？這些問題，考驗著社會管理者的勇氣、決心和水平。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社會管理創新與社會建設上先行先試、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積累了不少經驗，也遭遇了一些煩惱、問題。相信他們積極、有益的探索，對其他地方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會有深刻的啟發。
沒有社會建設，發展就沒有基礎
人民日報評論部：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深圳可謂排頭兵，“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的探索備受關注。在全國，深圳較早提出要建“國家社會創新先鋒城市”，並在今年2月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促進條例》。是什麼讓深圳如此重視社會管理創新？
王榮：深圳是年輕城市、改革開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應該說，是危機感倒逼出深圳在社會管理方面的創新。我們現有常住人口1400萬，戶籍人口不到300萬，嚴重的倒掛帶來了社會治安、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問題，也讓人們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劇。同時，深圳缺少長期發展中積澱的文化傳統，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會問一句：你是什麼地方的人？什麼時候來的？這說明深圳人的歸屬感、家園感不夠濃。而且，從地理區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門，得風氣之先，但公眾也會以更高的標準要求社會管理者。
經濟發展並非萬能良藥。對深圳而言，面臨特殊的人口結構、特殊的地理位置、社會組織管理、虛擬社會監管等諸多挑戰，重視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沒有社會建設，我們的發展就沒有基礎，社會就會缺乏穩定性。因此可以說，在新形勢下，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深圳也有責任在社會領域創新方面先行先試。中央已將深圳確定為全國9個社會管理創新試點城市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都市創新社會管理的樣板”，“破解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人口服務管理難題取得突破的樣板”，這樣的期許，既是壓力，也是動力。
人民日報評論部：觀察深圳“先行先試”的改革動向，我們有個感受，作為特區，深圳30年後的深化改革，正在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一抓手來實現新的突破，尋找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這個判斷是否正確？
王榮：是的，社會管理的加強和創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領域、關鍵環節。所以，我們堅持把社會建設擺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來謀劃和推動，以社會建設的力度來體現科學發展的力度，以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來體現科學發展的水平。
社會管理核心在於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社會管理創新，就是如何讓這三者的關係更為融洽、協調，促進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領域重點環節的突破，很可能會帶來其他領域改革的推進。比如，要培育社會主體，可能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這肯定涉及政府體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務的多元化供給的改革；要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會涉及文化體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同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發了社會上對深圳“可持續發展動力”問題的關注。發展動力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綜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於人。深圳過去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靠的是公眾的參與；今後的發展、全方位的發展，同樣需要公眾廣泛地參與到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去。可以說，深圳進一步改革發展的動力，就在社會中、在民眾中，這正需要社會建設來激活。
頂層設計與末端治理結合，才能全覆蓋
人民日報評論部：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有時候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而我們也注意到，您在多種場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區立法權來尋找社會建設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剛性的、原則的；管理是柔性的、具體的，您為什麼格外重視立法這一突破口？
王榮：法律也是可以有溫度的啊。用好特區立法權，推動社會建設的改革，用法律來做好人的工作，這是最大的人文關懷。
2009年，國務院批覆通過的《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就有積極推進社會領域改革的內容。在這樣的總體框架之下，我們連續出台了《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擬定了《深圳市社會建設考核指標體系》，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了社會建設“基本法”——《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促進條例》，未來還陸續有條文法規出台。
事實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只有在更高層次和更大範圍內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總體目標和主攻方向，才能準確和合理地調整各種利益關係，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礙，更有效地推動改革。社會管理創新可以說是一場攻堅戰，需要有明確的改革路徑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