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大量的農用土地和荒地變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業用地、住宅用地、辦公樓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對我們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兩方面的推動。一個方面是大家都明顯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這使我們整個市場需求大大地擴大了，一個國家在工業化時期，特別是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和中期階段，常常產生一個問題：要大量地投資，於是投資率在GDP裡面占的比重就越來越高，而消費率就相對地降低，這樣就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對外開放打開了國際市場，中國成為這麼大的一個出口大國，而且有大量的外貿盈餘，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補充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大範圍需求的提升成為支撐我們高速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力量。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對外開放使得我們的技術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總結剛才講到的這幾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資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資項目增加了。這就是說要素的數量得到了增加，支撐了我們的快速發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使得我們全要素生產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們在過去30年，不但是投資增加使得我們的增長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們的效率提高，即經濟學講到的“索洛餘量”，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比起過去來說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趕超型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和協調的能力，也助推了我們的經濟增長。
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講到提高效率，應該說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轉過來。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不轉不行了。
新京報：那現在是遇到了怎樣的問題呢？
吳敬璉：到了大概世紀之交，我們就逐漸發現，原來這些優勢逐漸逐漸地衰退了。比如說勞動力的結構轉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現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這種情況已經變化了。所以要靠勞動力的結構變化去提高效率，餘地不大，而且勞動成本迅速地提升，從5年前就開始了。
當我們的技術水平跟國外的技術水平差別很大的情況之下，可以利用對外開放，引進技術，甚至用市場換技術的辦法，迅速地縮小差距。但是當我們普遍的技術水平跟國際上的平均水平差距無幾時，就要靠原始型的創新了，不能拿過來就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原來的優勢已經消退了，而原來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來越明顯了。
新京報：原來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麼？
吳敬璉：比如說政府，政府在我們過去的發展中，在動員資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國經濟追趕的時候這是有效的。但當你要力爭成為領跑集團的一員的時候，要靠創新，而創新的不確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沒有這個能力來決定的。
在過去兩年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發展新興產業不確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資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於是就發生這樣的情況：當全國各地政府都把資源投向新能源的時候，沒過幾天就發現這個行業出現大量的過剩、大量的虧損，這就說明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所以過去我們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或者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語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麼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點就在於過去所依賴的推動增長的因素作用已經越來越小，必須找到新的能夠推動增長的因素，而且能夠讓這些因素發生作用。
新京報：這個新的推動因素應該如何去找呢？
吳敬璉：前一階段，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關於各種路徑、方案的選擇，做了一份《2030的中國》報告。這個報告裡面有一句話，“要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條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產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驅動增長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種語言就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另外一種語言就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