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清醒認識當前消極腐敗現象的嚴重性。在充分肯定反腐倡廉建設取得明顯成效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
一是腐敗行為在一些領域仍然易發多發。主要表現在：權力集中部門和崗位腐敗案件依然多發，資金密集領域和行業商業賄賂、內幕交易等現象嚴重，土地、礦產資源和工程建設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監管薄弱領域違紀違法問題突出，教育科研、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腐敗案件逐漸增多，一些社會中介組織違紀違規問題時有發生。
二是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現象依然嚴重。一些領導幹部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謀取非法利益問題突出， “一把手”腐敗問題仍然嚴重。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處分縣處級以上幹部16082人，其中，處分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一把手”3362人，占同期處分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幹部的38.4%。同時，一些基層管理部門和基層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增多。從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共處分基層站所工作人員38464人。比如，山西省臨汾市蒲縣煤炭局原局長郝鵬俊，利用職權違規從事煤炭生產經營活動，謀取巨額利益，同時犯有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違紀金額巨大，社會影響十分惡劣，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20年。
三是一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比如，首都機場(微博)集團原董事長李培英，貪污公款8250萬元，索要、收受有關單位和個人款項共計折合人民幣2661萬元；先後多次到境外賭博，賭資特別巨大。李培英被依法判處死刑。
四是一些腐敗分子同時具有多種違紀違法行為，集政治上蛻變、經濟上貪婪、生活上腐化於一身。比如，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政治上喪失理想信念、目無黨紀國法；經濟上貪得無厭，為謀取個人私利不擇手段，利用職務便利為數名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或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96萬元；生活上極其糜爛。王益被依法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五是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有的大案要案涉及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有的一個領導班子中多人被查處。比如，在安徽省古井集團高管人員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中，原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效金，集團副總裁、房地產公司董事長李運傑，古井貢酒股份公司總經理甘紹玉等10名高管人員涉案。王效金被依法判處無期徒刑，其他人員也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
六是腐敗案件類型、性質和作案手段等出現新變化，違紀違法行為日趨複雜化、隱蔽化、智能化，新興經濟領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術手段作案有所增加。比如，商務部條法司原巡視員郭京毅單獨或夥同商務部、工商總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多名司局級幹部，以及一些中介組織工作人員，利用各自在外資審批、監管、服務等方面的權力，通過正常工作協調機制相互串通勾結謀取私利，犯罪行為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高度的隱蔽性。郭京毅因受賄罪被依法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其他涉案人員也分別受到相應的刑事處罰。
此外，一些黨員領導幹部作風和廉潔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和不正之風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領導幹部宗旨意識淡薄、工作作風漂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失職瀆職、釀成嚴重後果。比如，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蓧萸，“監守自盜”，除利用職權收受賄賂600多萬元外，還違反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制度和民主決策程序，草率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統一換發藥品批准文號工作，且疏於職守、部署不周、監管不力，致使藥品注册管理秩序混亂，全國假藥劣藥事件頻發，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用藥安全。鄭蓧萸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依法判處死刑。同時，一些領導幹部作風簡單粗暴，在土地征用、城鎮拆遷、城市管理等過程中違規操作、粗暴執法，甚至濫用強制手段，引發群體性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一些領導幹部貪圖安逸，奢侈浪費，享樂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幹部在廉潔自律方面要求不嚴，違規收送紅包禮金、超標準住房、從事營利性活動等問題屢禁不止，等等。另外，從這些年查處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看，背後往往隱藏著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等問題。比如，2008年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9.8”潰壩事故，造成277人死亡。經過調查，臨汾市公安局原常務副局長段波、臨汾市原副市長周傑、襄汾縣原縣長張金鳳等5名領導幹部因利用職權為發生事故的新塔礦業公司非法生產提供便利、收受賄賂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受到嚴肅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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