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關“煙包警語”，該書指出，我國不採取圖片或象形圖警示；警語內容應結合國情，不可採取歐盟、加拿大等地過於偏激的用語；建議警語面積達到30%的底線即可，最好放置在側面；建議輪換周期最低為1年，周期太短不利於企業生產，亦不利於消費者辨別真偽。
如此的博弈反覆上演，比如煙草廣告。根據《控煙公約》，履約5年後的中國應杜絕所有煙草廣告。“這幾年，每年兩會都有超過30人簽名的提案，要求盡快修訂廣告法第18條，全面禁止煙草廣告。衛生部和工商管理總局亦表示支持，但到了煙草專賣總局卻被擋了回來。他們說，目前的廣告法已足夠完善，不需要修訂。”吳宜群回憶稱。
目前，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主管單位為工信部，而“控煙履約領導小組”的組長單位也是工信部，成員包括衛生部等8個部委。同時，中國煙草總公司與國家煙草專賣局政企合而為一。
這一怪象可以從姜成康的三個身份上窺見，目前，他既是中國煙草總公司總經理，又是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還是工信部黨組成員。
“管理煙草生產的部門承擔煙草控制的職能，這是我國控煙最大的障礙之一。當務之急是改換控煙履約機制，把國家煙草專賣局從履約小組中請出去。此外，煙草業的政企分離也很迫切，尤其在控煙的問題上。”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其實，煙企給政府釋放的信息具有誤導性，似乎這些控煙措施一上，吸煙率馬上就會下來百分之幾十，政府的稅收便將大幅滑坡。其實不然，即便落實目前所有的控煙策略，中國吸煙率的降速也會非常緩慢。因為，第一，在中國，吸煙仍是合法行為；第二，煙草是成癮性產品，我們目前的自主戒煙率只有3%，故而，只有經歷較長期限之後，人群對煙草的需求才會逐漸減少。”
在吳宜群看來，這段過渡期正好為煙草業實現產業轉型提供了時間，“履約6年半來，沒有控煙計劃，也沒有轉產規劃，這才讓人憂心。”
而頂層設計的缺失，或許是控煙界最大的擔心之一。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曾建議：“國家領導人應當像關注艾滋病問題一樣關注控煙，希望國務院常務會議也能研究控煙工作。”
“控煙考慮的不僅是吸煙者和非吸煙者的利益，同時也包括煙農和煙草從業人員的利益。煙草業轉產是控煙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讓煙農轉而種植其他更具經濟收益的農作物，讓煙草從業人員轉而從事其他更具前景的行業，這才是為他們的長遠利益考慮的規劃。”許桂華這樣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