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同政黨的社會基礎是朝野對話的民意壓力。每個政黨的生存都離不開一定數量的支持群體，這些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支持群體所構成的社會基礎同樣會對政黨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島內朝野政黨謀求對話合作的過程中，也會受到來自各自支持群眾的民意壓力。島內學者的研究顯示，台灣政黨基本盤呈現“北藍南綠”、“都會區傾藍、鄉村傾綠”、“商人傾藍、工農傾綠”的狀況。如此社會基礎的差異導致藍綠政黨在推動政策時都必須考慮其支持群體的利益訴求。以“複征證所稅”議題為例，馬英九原本基於追求“租稅公平、社會正義”理想著手推動證所稅複征，但在推動過程中，馬當局的改革方案不僅受到民進黨等在野黨的強力牽制，甚至連國民黨內部都出現嚴重反彈。究其原因，民進黨主要是因為其自稱為“三中階層”（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民眾）代言人，希望對富人徵收更多的稅收，因而反對馬當局的方案；而國民黨內部出現反彈則說明部分國民黨“立委”基於大財團壓力及游說，不得不要求馬當局放寬徵稅標準。而在“美牛”爭議中更是如此，國民黨基於“美牛換TIFA”，以增大工商業者對美出口等需要，主張開放“美牛”進口，而民進黨則考慮到南部農民選票壓力，反對國民黨中央制定的“美牛”開放政策，堅持“瘦肉精零檢出”。這些情況都說明，由於不同的政黨有著不同的社會基礎，使得各政黨在制定、商討決策時，必須考慮到各自支持群體的利益。由此來看，島內朝野政黨要在某些包含階級性對立的議題上實現合作將十分不易。
四是美國等勢力介入是朝野對話的外部干擾。儘管美國在“美牛”進口等特定議題上希望島內朝野政黨實現合作，達成統一意見，但多數情況下，美國出於自身政治利益考慮，在處理與島內朝野政黨關係時常“拉一個打一個”，以防止到朝野實現合作致使其喪失投射自身影響的餘地。歷史上，國民黨執政時，美國往往扶植民進黨等反對力量；反之在民進黨執政時，又一定程度暗助國民黨，利用朝野政黨間的矛盾，達到牽制兩者的目的。因此，只要美國不放棄對島內政局的干涉，不放棄以一方牽制另一方的策略，國、民兩黨實現朝野協商合作將非常困難。
另外，民進黨及蘇貞昌目前急需解決的是黨內團結及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問題，而非馬英九積極尋求的“朝野對話”，更何況在馬當局正面臨內政困境之際，蘇也不會捧場為馬“轉移焦點”。目前看，朝野對話或許不會那麼容易登場。
（本文作者陳桂清是北京台灣問題專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