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0日電／大河報報道，余華很久不出現在大眾面前了，這一次是為孟京輝導演的將於9月份上演的話劇《活著》站台。他理想的計劃是常住自己在杭州西溪濕地的工作室安心寫作，繼續那個寫了數年未完的長篇，故事是關於兩個男人的流浪。但他很清楚，這僅僅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儘管他已經最大限度地隔離社交事務，不再參加文人騷客的聚會，也絕不參加就職文聯的大小會議，但現在的寫作真的並不順利。
A 人們常因為對一個東西太熟悉而把陌生的定義為錯的
記者：《活著》可謂是對你意義最大的一部作品，這是你把《活著》交出去的原因之一嗎？
余華：孟京輝最初找我的時候是想做《許三觀賣血記》，但我考慮到賣血還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而這麼多年來各方對《活著》的接受尺度已經放寬很多，所以改編《活著》，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更小，就建議他把《活著》做成功了再做《許》。
記者：對當年張藝謀的電影《活著》，你也一樣是放權且滿意？
余華：因為我比張藝謀“便宜”，就屢次被作為電影《活著》的代表與世界各地的觀眾見面。第一次看電影感覺不是自己的小說，到最後看多、看膩了後，我又產生了另外一個想法，改編沒什麼對錯，人們常因為對一個東西太熟悉而把陌生的定義為錯的，所以孟京輝願意怎麼改編就怎麼改編，只有笨蛋才會忠實於原著。哪怕把《活著》改編成《許三觀賣血記》，也沒什麼不可以！
B 把別人的痛苦轉化為自己的痛苦是作家的職業習慣
記者：1993年《活著》初版時，你說，自己如果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作品擁有者的話，內心的痛苦就會輕微很多，與此同時，力量也會削弱。那時候你沒想到，今天的自己已經達到當初的期待，如你預期的一樣嗎？力量削弱了？痛苦輕微了？
余華：一點都沒輕微。其一，《活著》那個時候所寫的人的生活並不是我的生活，因為他比我大得多，許三觀也比我大得多，反而到了《兄弟》，主人公李光頭才算是我的同齡人了；其二，我現在才知道，作家的痛苦不是來自於他的經歷，而是他的感受，把別人的痛苦轉化為自己的痛苦，這是作家的職業習慣，會為一件不相幹的事，一個不相幹的人焦慮、難受，這種情感模式不會變，多長時間都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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