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台灣內部涉及國家認同的民調時，劉院長指出，其所具有的複雜性要求民調機構謹慎待之，須具有高度敬畏心和責任感。稍不注意，就會影響到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以及在島內製造出族群分裂。在台灣，民調結果經常被用作打擊對手的工具，而具體到身份認同的民調，某些台灣民調機構也確實在過去通過塑造扭曲的民調結果，起到了向大陸施壓的短期效果。然而隨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及“台獨”理想的破滅，以民調作為兩岸鬥爭手段的時代即將過去，偏狹的民調結果將越來越反作用於台灣社會，族群關係、人民關係被挑撥，台灣社會的安定及競爭力受到嚴重傷害。
劉院長指出，做民調本身沒錯，但由於其具有太多的技術局限性以及文化局限性，需要有精深的操作技巧。長期敵對造成的兩岸文化異質性使兩岸民眾知識結構歧義太多，兩岸雖已處於和平發展進程中，但民眾的兩岸認識依舊存在明顯的滯後。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也在大陸做過類似的民調，只是並未公布相關數據，因為我們意識到這樣的結果如果公布，可能會造成人民關係的傷害。民調機構乃至兩岸其它機構在處理複雜的兩岸問題時不僅需要有責任感，同時還要培養呵護兩岸關係的政治情商，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任務可能加深兩岸對立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
談到政治情商，劉院長舉例說，例如民進黨有人建議設立的“中國事務部”，他們可能真心以為是釋放善意，殊不知此舉讓對岸從民眾到官方都覺得“無語”，結果必然是民進黨關起門來自己爽而已，什麼問題也不可能解決，那麼設立這個部門的意義何在？其實民進黨內有人提出的“兩岸事務部”就很有點政治情商，共民雙方有一點一滴的交集累積，雙方打起交道就會越來越輕鬆，不會感覺怪怪的。所以從這件事來看，民進黨內有些人應該檢討自己的政治情商是否還沒有很好地開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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