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既然國民黨堂堂正正主張“兩岸同屬一中”，既然國共彼此信任，即便國民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像大陸部分人士擔心的那樣，從字面邏輯上有可能推出不利於“一中”的說法，可只要它沒有從國民黨口中說出，就只不過是我們想像的“危險”、就只不過是我們“在沒有危險的地方充滿危險感”，何必自尋煩惱？當國民黨在“九二共識”問題上與島內對手周旋時，我們應當採用更開放的思維主動表示配合、合作，進一步提高“九二共識”的正當性、號召力。
其二，為“中華民國”符號系統的“兩岸一中”內涵釋放更多空間。眾所周知，從憲法條文、大法官釋義、兩岸關係條例、行政區劃等諸多方面考察，台灣地區憲政體制仍然維持著“一中框架”。它們意義重大：是聯結大陸與台灣的法律政治紐帶，白紙黑字的鐵證，即使“台獨”分裂勢力也只能攻擊它，卻無法躲避它、抹煞它；是降低兩岸對抗的緩衝器，沒有它們，反獨促統力量和“維持現狀”力量務實思路的正當性將大大降低，戰略迴旋空間將被嚴重壓縮；是反獨促統工作的重要著力點，假如寶貴的“兩岸一中”內涵不存在，或在島內沒有足夠民意基礎，大陸的反“獨”促統工作，將失去重要憑籍和仲介，對島內相關方面的動員能力將大大將低。
為此，大陸方面應主動做一些工作，維護和挖掘“中華民國”符號系統的“一中”內涵，例如，主動處理大陸與台灣兩地區的“中國石油”、“中國政治學會”等中國符號“重名”問題，做出技術性讓步；在諸如抗日戰爭的歷史論述方面，有關國民黨功績的部分，胸懷應更寬廣，鞏固國民黨、“中華民國”系統與大陸的聯結；如在台灣同胞高度關切的國際空間問題上，可嘗試提出兩岸共同組團代表一個中國。
為“中華民國”符號系統的“兩岸一中”內涵釋放更多空間，長遠地看，有利於民共兩黨在“一中框架”上找到聯結點，有助於改善民共關係。事實上，圍繞“中華民國”系統，民進黨人士也做過具有一定靈活性的表態，如陳水扁2000年的“四不一沒有”、2005年扁宋會的“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國家定位”、謝長廷的“憲法一中”“憲法共識”等。對於民進黨人士做出的尊重“中華民國”體制的承諾，大陸地區最高領導人也曾有過重要回應。例如，2005年3月4日，針對陳水扁在扁宋會上的表態，胡錦濤表示：“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切實履行2月24日重申的‘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和不通過‘憲改’進行‘台灣法理獨立’的承諾。”(18)而謝長廷等使用現行“憲法”對兩岸進行定位的嘗試（如曾公開表示高雄、廈門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也得到大陸有識之士的高度肯定。這些都是值得關注和鼓勵的正面元素。
（三）建立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因應機制，為民共對話的開啟累積善意、創造條件。
胡錦濤提出：“對於任何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建設性意見，我們都願意作出積極回應。”(19)筆者認為，即便來自民進黨的聲音，只要是“建設性意見”，我們也應該“積極回應”，不能“因黨廢言”“因人廢言”。
所謂“積極回應”，至少應包括四層意思：
其一，要求需“降低”。科學看待量變與質變的關係，不期待一步到位，不因對方未達到我們所設定的理想目標而潑冷水。就像黃嘉樹教授所言：“換個角度看，要求一個政黨在短時間內改變其本質談何容易？只要願意向接近統一的方向變，就是值得歡迎的。”(20)
例如，對民進黨的所謂“台獨黨綱”，我們在保持足夠警惕的前提下，能否處置得更藝術些？既然已經意識到，民進黨不可能像我們期待的那樣明言廢棄黨綱，我們在做爭取民進黨的工作時，對其內部針對“台獨”黨綱的反思、對利用“中華民國憲法”搭建民共對話平台的嘗試，能否給予一定的肯定？其實我們已經在這樣做，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應當堅持和強化。
其二，視角要多樣。活躍在台面上的人物，以及標誌性的文件、綱領，當然是我們觀察分析民進黨動向的重要指標，但我們也不能只盯著黨主席、“十年政綱”等。須知，以團結自詡的民進黨，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內部常有不同思考和爭論，儘管其本質上沒有徹底放棄“台獨”，但某些務實的聲音，客觀上有助於增加民共之間、兩岸之間的交集，拉近二者之間的距離。因此，觀察角度非常重要：如果只看民進黨內部新思考者未變的“本質”、“動機”，那就無法積極因應；如果看到其正在往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方向上移動（別指望“躍進”），那中共自身的選擇空間也自然會變大。
其三，時機要大致同步。否則，兩黨在一次次試探無功而返後，又要相互指責對方沒有誠意。所以，做到“積極回應”，時間上要及時，科學對待“觀察”與“回應”的關係。如果“觀察期”過長、非等到“塵埃落定”才表態，建設性意見就會得不到及時而正面的回應，其提出者就會失去進一步釋放善意的動力；而來自陣營內部的反對者，也會以此指責提出者是“一廂情願”。廈大劉國深教授在討論民進黨的環境適應力問題時就曾指出：“由於淺嘗輒止的姿態調整未能在第一時間嘗到政治甜頭，主其事者立即表露出‘報復性’逆向操作，大有‘環境為何就不能適應我一次’的架勢。”(21)
其四，姿態要靈活。要著眼於增加建設性的善意元素，預留想像空間，別一下子就給人以某話題“沒得談”、“沒指望”的受挫感。《菜根譚》云：“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以。”對人如此，對黨、對務實派又何嘗不是呢？
須知，不同於激進人物的涇渭分明，以務實主義為取向的政治人物在作任何表態時，為了兼顧平衡、減少反彈，不得不盡其所能地整合各種理念、利益，因而其主張往往包含各種元素。對於其中包含的、在邏輯上可以做正面延伸解讀的元素，我們是將其定性成“偽善”批判它、消滅它，還是將其定性為難能可貴的善意而辯證地肯定它、配合它？這個問題很重要。民進黨“中國事務小組召集人”陳忠信曾經的“忠告”也不無道理：“我們要先創造一個不是敵對的環境。比如說，對於蔡英文的講話，大陸可以先‘聽其言，觀其行’；如果蔡英文一講，大陸，包括學者，就一個大巴掌打回來，那麼下面還需要談嗎？”(22)放眼未來，假如民進黨在日後重新上台，也有相當大可能做出類似當年“四不一沒有”的政治表態。果真如此，屆時我們回應的基調，是否應超越“聽其言觀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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