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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魚島 |
中評社北京7月24日電／7月22日，日本決定於9月份替換現任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原因是丹羽此前所稱的“購島將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發言不符合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的方針。丹羽在大學時代曾是反安保運動的學生領袖，從伊藤忠商事會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之後，作為出身民間的駐華大使，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頗具務實的商人思維，是平衡中日沖突的重要角色。
金融時報刊登分析文章稱，丹羽確認將被替換，進一步佐證了中日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對立將可能取代對話，動手將可能取代動嘴，中日應對話、應動嘴不動手的主張將成為遭清除的“不和諧音”，而釣魚島之爭恐怕只是中日對決的導火索和正式開幕。日本言論NPO和《中國日報》公佈的最新聯合民調也顯示，對中國無好感的日本人已增至84.3%。可以預見，隨著中日實力對比的進一步失衡，未來的中日關係基本上不會回歸1980年代的“蜜月期”。
一旦進入對決局面，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都將看見民族主義再度燃起憎恨，不斷升騰的民族對決情緒將淹沒對戰略大局和雙方真正核心利益的理性選擇，在付出慘重代價卻又毫無所得的敗局到來之前，中日之間仍將為了互相指責而嘶喊。在釣魚島主權歸屬爭議問題上，中日雙方的輿論環境往往都置身在清一色的本國立場上，雙方國民完全無法、也沒興趣互相瞭解對方也有道理（哪怕有些只是歪理），從而完全不允許本國政府與對方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外交交涉，這釀成了悲劇的土壤，使得事態越來越直線式地走向憎恨和對決，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那幾個無人小島所能提供的一切，但人們無法直視這一現實，於是悲劇將繼續深化。
然而，中日相互必要、相互依存的程度極高。周圍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幼，不分政界、商界、學界，若拋開個人好惡，沒有人否認對華經濟合作的重要。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國，也是日企對外直接投資最集中的地區，換句話說，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工廠”，也是最大的“市場”。除了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等經濟層面外，中國是日本安保中最值得重視的因素。反之，日本對中國的重要性也絕不可低估，中國在解決產業升級、環保節能、老齡化等諸多課題方面，都離不開與日本合作。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讓中日無法“和則兩利”呢？中日復交距今已歷經40年，40年後的中日關係非但未能步入“不惑”，反而隨著現實利益沖突的加劇而變得更為棘手。文章認為，“中日友好”之所以未能扎根、開花結果，根源就在於“中日友好”如同建造海市蜃樓，從一開始就缺乏厚實的根基。
追溯歷史，小泉純一郎時代稱得上是中日關係的轉折點，小泉因屢次參拜靖國神社而被指責是“反華右翼”。的確，即使在日本人眼中，小泉也被視為“另類”。迪格爾印第安人有句箴言：“開始，上帝就給每個民族一隻陶杯，從這杯中，人們飲入了他們的生活”，可以說上帝贈給大和民族的陶杯中充滿了“曖昧不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上，所做的演講題目即《Japan,the vague,and myself》，一般譯成《曖昧的日本的我》，“曖昧的日本”精確地勾勒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文章表示，在這樣的國民性下，像小泉那樣主張明確、且單刀直入的人物並不多見，與眾多態度曖昧不清的政客相比，小泉沒有那麼多需要費盡心思揣測的“花花腸子”，這一鮮明的領袖風範，加上強勢改革手腕是小泉得以長期執政的原因所在。
在小泉執政之前，中日之間雖有爭議但多數時候都保持“剋制”，說白了彼此保持著日本式的“曖昧不清”，雙方靠盡量避談敏感話題而維繫“友好”，所謂“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等主張皆源於此。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讓彼此“話到嘴邊又咽下”，不能正視彼此的“異”而一味地求“同”，最終導致“異”不會因為彼此迴避而消失，“同”也會因為迴避差異而如一隻玻璃杯，錶面好看，但終究一觸即碎。始於“曖昧模糊”註定了矛盾顯露之後必將摩擦不斷
實際上，包括美國主導的東京審判等戰後處理問題在內，中日之間的看法迥然不同，中方認為美國袒護了戰敗的日本，未能徹底清理換血，日方則認為東京審判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的“事後審判”，在嚴格的法理意義上站不住腳。甚至有日本史學家認為，中共建政得益於當年的那場戰爭，日本即使是中國的加害者，但也是現政權的施惠者。日本的主流意見迄今都不認為當年是敗給了中國。
針對那場也給本民族帶來滅頂之災的戰爭，日本在戰後初期曾興起較為徹底的“戰前自我批判”，但在冷戰背景下，中日兩國因處於不同的陣營而無法溝通，給兩國都帶來滅頂之災的戰爭結束後的近30年間，中日兩國的溝通幾乎是空白狀態。在這樣的歷史經緯和歷史認知下，中日之間的復交基礎並不牢靠，出於一時的戰略考慮，雙方倉促實現了“邦交正常化”。日本資深外交官、原駐上海總領事吉田重信將40年前的建交比喻為是“兩個仇人便宜地結婚（marriage of convenience）”。
文章稱，復交後的很長一段時期，中日“友好”也更多地是基於利益考量，而非感情融合。1980年代，經濟發展滯後的中國曾一度視日本為師，多數高層認為推進對日合作必不可少，改革開放政策也深受了日本經驗的影響。當時的日本則寄希望於通過大筆ODA援助等手段，盡快修復對華戰爭創傷，這讓中日兩國迎來了短暫的“蜜月期”。1980年的民調顯示，78.6%的日本人對華有親近感，1982年略降至72.7%，但仍高過美國，是日本民眾最感到親近的國家。中國也在1980年代基本上未提日本的戰爭責任，兩國的時任領導人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之間的“兄弟之交”傳為佳話，日本的電影、電視劇、音樂在中國大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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