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中日建交的基礎很脆弱一樣，1980年代的“蜜月期”也同樣經不起考驗。當親自參加過戰爭、弟弟在戰爭中陣亡，也深知戰爭罪惡的中曾根康弘去參拜靖國神社時，立即遭到中韓“美化戰爭、宣揚軍國主義”的指責，胡耀邦也很快便遭到保守派在“賣國”名義下的圍攻。這樣的事實也從側面顯示，“窮怕了”的中國人在1980年代並未抹掉戰爭記憶，而只是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號召下，沒有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餘地。所謂的中日“蜜月期”更多的只是一張顯示在外的面具，而非實際的模樣。
如今，隨著中日實力對比發生巨變，“中日友好”的社會基礎進一步瓦解。尤其是中日GDP逆轉之後，“以日為師”的提法已經銷聲匿跡，在戰爭責任、領土、領海問題上，中國的交涉資本和底氣得以大幅提升。中國甚至具備了“經濟製裁”日本的實力，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採取的以經濟製裁為主的反制措施，讓日本政界及企業界瞠目結舌，其造成的沖擊長期且深遠。
著名文學家、東京都副知事豬瀨直樹在解釋為何“購島”時指出，“實事求是地說，戰後日本社會的國土意識是相對淡薄的，尖閣列島（註：釣魚島）更多的只是一個符號，沒有人想過要去那裡住，把那裡當成故土，但撞船事件是巨大的刺激，極大地喚醒了日本人的國土意識”。而日本產業界之所以在311大地震後的海外轉移中，盡量轉戰東南亞而避開中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撞船事件所引發的對“中國風險”的擔憂。
“中日友好”的社會基礎瓦解的另一重要表現是主導力量的離去或老化。以中日友好協會為首的“中日友好7團體”的主要成員，大多已步入晚年，且影響力已遠不如從前。在日本，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鬆村謙三、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以及稻山嘉寬、岡崎嘉平等企業家的時代已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前原誠司等鼓吹“中國威脅”的政客。同樣地，在中國，周恩來、廖承志、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已離去，取而代之的是主張對日強硬的軍方勢力漸增。
值得註意的是，中日沖突的焦點正從歷史認知、戰爭負遺產等理念之爭，轉向領土、領海等現實國家利益之爭。22日，野田佳彥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會將“海洋政策”視為“日本再生”的第一根支柱，他明確表示，“日本國土狹窄，處於世界第60位左右，但日本控制的排他性水域面積處於世界第6位，在海洋開發方面存在巨大的餘地”。國土狹窄的島國日本將21世紀視為真正的“海洋世紀”，亟需海洋孕育的無限機會和可能。
文章還指出，在領海、領土爭端問題上，現行國際法並未確立明確的規則，歷史上先擁有、先居住者擁有主權雖被認可，但舉證並非易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這樣的提法，只是一種立場表明，很難成為解決現實爭議的依據。在現實處理時，當下的實際支配者享有天然優勢，進一步而言，所有權的最終決定往往取決於當事方的綜合國力。
然而，在擺脫了冷兵器的現代國際社會，綜合國力強並不總能解決問題，如英國和阿根廷圍繞著“馬島之爭”，最終訴諸了武力，綜合國力弱的阿根廷敗給了英國，但島嶼主權至今無解。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在綜合國力和民族自信方面都在逐步喪失，中國則總體上呈崛起之勢。
縱觀世界歷史，當一國積貧積弱之時，不曾聞國土能得以擴張；反之，當一國綜合國力強大時，也鮮有“失土”之事。但陷入對決的中日兩國，若圍繞著領土、領海爭端，訴諸武力或一味相信國力至上的話，最終將給中日雙方都帶來滅頂之災。在此種意義上說，在沒有更好解決方案的前提下，“擱置爭議”仍是中日雙方都必須堅持的原則方針。日本若篤定中方不敢動武，通過“購島”等行為或可得一時的眼前之利，但長期來看，得乎？失乎？恐無人能知。
未來的中日兩國仍需學習法德和解的模式，離開了“加害者”的反省，和“受害者”的寬容，兩國將永遠無法實現歷史和解。中日兩國更不能忘記的是，當看著中日關係走向惡化時，還有俄羅斯和美國等國正在心里偷笑，亦或是偷樂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