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身亞洲”戰略的基本特點
與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的東亞和亞太戰略相比，奧巴馬政府的“轉身亞洲”戰略有以下顯著特點。其一，冷戰結束 20 年來，美第一次顯著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不惜推行新的軍事擴張主義，加深和加強美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安全局勢新變化。尤其是美軍針對中國的“區域拒止／反介入戰略”（ Area － denial＆ Anti － Access） 所做出的一系列旨在構建和執行“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 的軍力發展構想，代表了美今後軍事力量結構和軍事戰略的重點建設方向。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重點，已明顯開始聚焦於中國軍力現代化有可能沿著“拒止戰略”的構想而給美帶來的挑戰。美 2012年1月5日的國防報告直接將中國的軍事“拒止”能力列為美所面臨的重大軍事威脅，並首次明確宣布美軍的作戰任務之一，就是要“在即便拒止能力發展的情況下，也有軍事投擲和穿透的能力”。該報告將針對中國的“反拒止能力”同“打擊恐怖主義和非正規戰爭”、“阻止和挫敗侵略”、“保持安全與高效的核戰略”、“保衛美國本土和支持文官政府”等並列為美軍在21世紀的基本軍事目標。報告最後一部分展望“2020 年美軍聯合作戰”前景，重申美將加強海空聯合作戰能力，以便必要時採取行動，“確保美國及其盟國與夥伴能夠在反拒止、電腦網絡攻擊以及其他有爭議的行動環境中作戰”。2012 年 1 月17日，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Martin E.Dempsey）簽署並發表了“聯合作戰介入理念”報告（Joint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簡稱 JOAC），具體提出了美“反拒止”戰爭行動的協同與作戰計劃，進一步細化了美軍正在構建中的“空海一體戰”構想。根據該報告，未來美軍可以在任何空間維度上進行軍事行動，包括使用太空武器，電腦網絡攻防戰，空中、水下和地面的攻擊與防禦行動，以摧毀“假想敵”的軍事攻擊與反擊能力。鄧普西指出，該報告是1月5日報告的延續。該軍事文件的出台，既是對1月5日美軍未來發展戰略指導計劃的“局部放大”——將該計劃報告中的“反拒止”軍事任務演變成具體的、綱領性的軍力發展報告和作戰規劃，又進一步烘托了“反拒止”作戰在未來美軍力量建設、海空軍協同行動以及海外戰爭構想中的核心地位。
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以中國為最主要軍事“假想敵”，是美全球戰略的重大轉折。這一轉折的標誌，並非只是駐軍規模、出現動蕩的“問題程度”以及美軍軍事任務的擴大，更體現在美軍對防範未來“軍事威脅”的重視程度以及戰略資源投入的優先順序。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所推出的“空地一體戰”實現了冷戰結束初期戰爭模式的重大改變，由空中提供火力支持的地面作戰完全為遠程空中打擊所取代，陸地作戰不再是決定戰場形態的首要因素。“空地一體戰”在經歷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後，已完全成熟，而美軍未來的主要軍事對手也由頂多是中小國家中的“流氓國家”轉向了中國這樣的地區性大國。隨著“空海一體戰”從軍事概念走向操作性行動計劃，以中國軍力現代化為打擊目標的美軍戰鬥行動的戰略與戰術設計，正在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性平台”。
事實上，美國從來沒有完全離開過亞洲，過去十年更是一直在進行著“戰略東移”的各種實質性準備。2003年5 美軍攻陷巴格達不到一個月，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宣布了在亞太地區進行“軸—輻調整”的新軍事行動，大力加強美軍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的實戰規劃，強化應對中國崛起的長期性同盟責任。2009年1月，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宣告“反恐”不再是美戰略重點。2010年6月推出的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亞太戰略重心”的新概念。“轉身亞洲”戰略並非只是在戰略重點上宣告向亞太的轉移，而是在美軍的全球戰略態勢、歐洲及中東和亞太軍事部署的技術性調整、以及應對美國內政治所需要的政治說服力等問題上，進一步明確了“戰略東移”的全面可操作的軍事、外交與政治方案。這一方案包括削減歐洲駐軍，降低對捲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這類“非亞太區域”軍事行動的戰略興趣，以及未來防務預算在全球各大區域內的分配和各軍兵種未來的預算投入等。
美軍目前因國內財政困難而被迫“瘦身”的軍費削減，與亞太戰略重心的重新確定並不矛盾。冷戰後美軍在力量結構上雖然幾經調整，但總體保持了以應對冷戰時期可能發生的、與同級別軍事大國蘇聯這樣的敵人進行全面戰爭為目標的人員、裝備和後勤基地配置。但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就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蘇聯的解體已經不可能帶來俄羅斯向前蘇聯的回歸； 而中國儘管崛起迅速，但很長時期內都不可能具備蘇聯那樣的對美軍事威脅，其挑戰美軍事能力長期來說更可能出現在“拒止戰略”的能力水平上。“瘦身”可以使美軍在軍備、人員和力量結構上適應後冷戰時代的需要，將重要的國防資源用於更新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保持美軍“不受挑戰”的力量優勢。“瘦身”戰略不僅不會阻礙美軍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反而可能為美軍軍力結構和作戰行動方式的革命性變革提供機遇。
其二，將印度和南亞次大陸納入“亞太區域”早已有之，但將南亞包括進東亞等其他太平洋區域、共同組成地理概念上的“亞洲樞軸”（ Asian Pivot） ，卻是奧巴馬政府首創。冷戰後相當長時間內，美對“亞太”的定義主要包括太平洋西岸以及大洋洲地區，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發表了4份“東亞安全戰略報告”，都未強調印度對美不可或缺。印度從來都不是亞太經合組織（ APEC） 成員。這說明美當時對東亞和南亞的地緣戰略聯繫遠不如今天這麼重視。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地區外交、經濟與軍事影響的擴大，美高層從布什政府開始重新認識印度，美印戰略關係不斷加強。21 世紀的頭十年是印度開始崛起的十年，也是美印戰略關係成型的十年。美一直將印作為“全球夥伴”來打造兩國關係。奧巴馬政府最終對什麼是亞太地區或者說美國心目中的“戰略亞洲”的地理概念做出了重新定義：“亞太”或“亞洲”，就是指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的印度洋沿岸國家，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太平洋國家。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說得很清楚，“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國西海岸，亞太區域橫跨兩個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它們越來越因為航運和戰略的因素而連接到了一起”。將南亞次大陸包括進亞太地區，反映了美國對於南海、馬六甲海峽以及連接東南亞和南亞的緬甸地區的高度戰略重視。在今天的亞洲地緣政治生態中，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已經不可分離。特別是 2001 年起印度逐步成為美在亞洲的重要戰略夥伴之後，鼓勵印發揮更加重要的區域安全與政治角色，充分利用印在“牽制”中國崛起中的戰略作用，一直是美亞太戰略的重要內容。奧巴馬政府明確將“亞太”定義為包括印度在內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顯示了美有意在更為廣闊的地緣範圍內努力主導亞洲均勢體系。
其三，美國更為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到亞太地區外交與政治事務中來，特別是將更多地介入地區多邊機制，通過與其盟友、夥伴的合作，推進地區事務的解決方式和路徑能從長遠上體現美戰略利益。“轉身亞洲”戰略表明奧巴馬政府的中國政策開始“成型”。美國並非立足於美中合作來解決區域安全與政治議題，而是立足於同盟、夥伴與新興友好國家的合作來促成亞太地區的穩定。2009 年奧巴馬上台伊始美國在中國政策上所謂“一頭熱”的做法，是想要鼓勵中國與美國一起“分擔責任”和“分享領導地位”。2010 年的“天安號事件”和“延坪島炮擊”讓美對華政策開始迅速轉向。再加上美國內經濟振興、擴大亞太出口的現實需要，“中國崛起”成為美國眼中亞太地區安全與經濟領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奧巴馬政府轉而尋求全面提升美國的領導地位，不再尋求任何給人以“G2”印象的外交和戰略操作手法；將穩定和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作用”和依賴同盟、友邦及新興夥伴關係，作為實現區域內國家與美全面合作的“戰略抓手”。希拉里2010年10月28日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的演講，清晰地透露出美亞太外交戰略的顯著調整；她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更加強調美國處理與中國關係的“原則認識”，這就是“立足現實、注重實效，忠實於美國的原則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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