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身亞洲”戰略的成因、目標及影響
“轉身亞洲”戰略與美軍“瘦身”戰略結合，代表了美亞太戰略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最大規模的調整。隨著中國崛起、朝核局勢僵持以及亞太安全出現新動向，美亞太安全戰略謀求更新和擴展是必然的。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認為，美亞太戰略面向中國崛起進行調整，是“20年前就應該做出的”。
這一變化有三個核心含義。一是美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評估”已經從傳統的意識形態爭議及雙邊關係中涉台、涉藏問題的結構性爭議，轉向了美眼中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中國“能力”和“意圖”的評估。二是隨著中國崛起，美在亞太地區傳統盟友和防務夥伴對美在該地區的安全責任和戰略能力開始有所懷疑，奧巴馬政府需要“再確認”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優勢和戰略決心，重申只有美掌握亞太地區的“戰略制高點”，同時對中國崛起的地區擔憂做出及時的強勢反應，以保證美在本地區的戰略資產———美國的同盟關係、防務合作夥伴以及“新型夥伴關係”不至於流失。三是面臨 2012 年總統大選，奧巴馬政府也需要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得更為強硬，以避免受到國內政敵的過多攻擊。國內選舉政治的考慮，不希望給世人留下美因為國內經濟困難和預算削減而“變弱”的印象，這些因素確實在美這一波高調進行的亞太攻勢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
降低聯邦財政赤字以及由此帶來的可能延續未來十年的軍費削減計劃，是美“轉身亞洲”戰略出台的另一大重要原因。如何削減政府財政赤字以及政府債務上限提高到多少，一直是2011年美國內政的焦點話題。目前美國政府背負14.62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過度的國防開支一直是美國內批評的對象。“9.11事件”後，美軍費從2001 年的3160 億美元上漲至2011年的6880億美元，10年來上漲幅度超過了78%。2011年6月底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離任之前，提出了未來 5 年 780 億美元的國防開支削減設想。然而，共和與民主兩大政黨惡鬥的結果之一，就是在2011年8月1日美國政府新財政年度來臨的前 1 天才通過了新的延長債務上限的決定。當天美國國會通過《預算控制法案修正案》（BudgetControl Act Amendment），授權美國政府到2012年12月底提高政府債務上限到1. 2萬億美元，同時將國防開支削減作為降低政府赤字的主要項目。法案規定未來 10 年美將總體削減1.5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其中3500億美元國防開支削減是“計劃內”需要削減的，另外60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削減執行與否，要依據兩黨國會特別委員會是否能達成具體削減政府開支的協議。如果該委員會到2012年12月31日仍然無法達成協議，從2013年開始，這60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削減將在10年內自動進行。美國將不得不結束以往在軍費上“大手大腳”的做法，轉而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進入國防和安全經費的“節儉”時代。
“轉身亞洲”戰略在外交層面上就是美軍事戰略的側重點從不穩定地區的“維穩行動”轉向中國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上升的“反拒止”能力，顯示了美對於中國未來在亞太區域可能給其帶來長期戰略挑戰的重視。目前來看，奧巴馬政府這一戰略的基本目標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不再依賴“中美合作”的方式來應對美心目中的亞太地區安全問題，而是側重以美繼續強化戰略存在和戰略主導地位、協調與盟國及新興夥伴關係的方式來穩定地區安全秩序。在區域外交的優先次序上，從追求中美合作、甚至一定程度的“中美共治”，轉向著重建立和發展與區域內國家的廣泛政治、外交和戰略聯繫，爭取形成日益對美有利的區域政治和外交環境，壓縮中國的戰略與政治影響，在亞太區域培植可持續的、有利於美對華競爭與制衡政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氛圍。
其次，全面加強與中國進行直接軍事衝突的準備，其亞太軍事戰略從“看管和威懾中國”轉向實戰性地與中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空海一體戰”構想，該構想直接用意是壓制中國的“區域拒止／反介入”軍事能力發展。為此，希拉里在這波“亞太攻勢”中對所謂的“中國威脅”進行了前所未有、甚至有點聳人聽聞的“新定義”。她提出，與中國的關係是美國有史以來“需要管理的最具挑戰和影響的雙邊關係之一，需要進行審慎、穩定和動態的管理”。這樣的措辭中，中國的挑戰明顯被視為超越了二戰時期的日本和德國，甚至超越了冷戰時期的蘇聯。目前美軍“瘦身戰略”的核心是以中國為最重要參照物，美不僅要避免中長期美中軍力對比出現不利於美國的變化，更要集中地將保持對華軍事和戰略優勢及建設可靠、高效的“反拒止”能力作為目標。
第三，推動擴大“制衡中國”為主體的區域安全體系。美20世紀90年代後的東亞安全戰略一直以“制衡中國”為中心，其主體是美前沿駐軍和同盟支柱。2003 年之後，這一體系又進行了主次調整，轉變為更具戰略和戰術展開行動的“軸—輻體系”。而美這一波亞太戰略調整的要點之一，是利用南海、東海和黃海問題擴大“制衡中國”的區域體系。美已大幅提升“制衡中國”的地緣政治範圍，將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前沿駐軍和軍事同盟為基礎的對華軍事能力和台灣問題的防範與制衡，擴大至整個亞太範圍、以戰略節點地區為重點的對華地緣戰略影響力的防範與制衡。羅伯特.卡普蘭在其“中國的權力地理”一文以及新作《季風：印度洋和未來的美國權力》中，都將焦點對准了中美似乎不可避免的地緣戰略競爭和衝突。這還最典型地體現於美國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設立新的軍事基地、深化與越南的軍事合作以及準備向新加坡派駐新型艦艇等等。奧巴馬更是早在2010年5月就提出了要在亞太地區打造新型地區安全體系的設想。
然而，奧巴馬政府亞太安全戰略的轉變並不必然意味著美國的中國戰略發生了根本改變。受制於國內經濟低迷和巨額預算赤字的困擾，即便美亞太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五角大樓決心在亞太擴大軍事和戰略存在，短期來看奧巴馬政府在相應舉措上仍難免捉襟見肘。中美在經貿和金融領域廣泛而深入的相互依賴關係也決定了美國的中國政策不管心里想什麼，都難以“一刀切”地將對華關係變成簡單的“接觸”或“遏制”。美對華政策仍將繼續保持政治上接觸、經濟上合作以及戰略上“防範”和“看管”的基本態勢。換句話說，美並沒有改變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追求對華“軟遏制”的戰略選擇，其對華戰略的本質還是“兩面下注戰略”（hedgingstrategy）——既準備應對美中關係中出現最壞的可能性，又爭取在引導和影響中國的同時尋求兩國合作發展的合理現實。
將“轉身亞洲”戰略等同於美國更多地謀求對華遏制政策，並非合理的看法。“遏制戰略”是一個特定的概念。美冷戰時期對蘇聯、1972 年尼克松訪華前對中國所採取的對抗、滲透和顛覆戰略是“遏制戰略”。其前提，一是要不惜代價搞垮對手； 二是美擁有廣泛的同盟體系支持和跟隨它採取行動； 三是美必須隨時準備為“遏制戰略”承擔戰爭代價。今天中美關係的高度相互依賴和複雜性，決定了美國既要“防範中國”又要“合作中國”。但總的來說，美中之間的“戰略互疑”已經明顯上升。
美國的“變”已經開始，而且明顯“變”得比中國快。這一“變”如果要打一比喻來說明的話，那就是美對華政策機器確實發生了試圖重新改變中國政策定位“方向”上的變化。如果說以前這一政策機器是“臉”衝著那一面的，那麼現在真的已經開始“轉過來”，準備將“臉”朝向另外一面。事實上美這一變化過程不是現在才有的，最近十年以來就一直在醞釀和探討中，只是從來沒有像2011年這樣如此清晰地表現出來。例如，2011年美國防部提交給美國會的《中國軍力報告》第一次將中國的軍力發展與中國在亞太的地緣戰略影響聯繫起來，分析中國軍力增長的同時更重視對亞太區域安全秩序的作用。我們對於美國這一次亞太戰略調整的戰略含義絕不能低估。即使短期內美國不會對中國“翻臉”，但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東北亞地區政治的未來走向都將繼續深受這一波戰略調整的重大影響。中國所面臨的地區安全環境存在著惡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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