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和美國軍事占領的背景下，1960年1月19日，日美之間簽訂了《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此即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日美安保條約》。該條約取代了在1952年在《舊金山該條約》背景下簽訂的舊《日美安保條約》，所以又稱《新日美安保條約》。該條約使美國在日本繼續駐軍合法化，同時規定了日本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以及駐日美軍的特殊地位。1960年的《日美安保條約》事實上延長了美國的軍事占領，並使日本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從屬於美國。這項條約在日本國內引發了左翼力量聲勢浩大的“反安保運動”，簽署以後數十年間，要求廢約、修約的呼聲一直不絕。然而，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該條約在1970年到期之後，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延續。儘管包括日本左翼在內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力量，通常把該條約視為日美軍事同盟的一種標誌。然而客觀地看，在冷戰結束以前，日本在遠東地區的角色一直局限於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即便是在越戰最高潮的60年代末，也是如此。
觀察者網刊登旅日學者石季龍的分析文章稱，上世紀90年代，冷戰因蘇東劇變而意外結束，日美同盟關係也隨之變動。在冷戰結束伊始的1992年，美國開始摸索冷戰後新的戰略框架，其核心主旨為強調美國必須用超強的軍事力量維護超級大國地位，並使其永久化，為此必須排除集體安全機制，並在此前提下加強與盟國間的合作。日本當時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與美國不斷發生貿易和經濟摩擦，美國輿論對日本的態度亦不斷惡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就是在1992年，美國民眾將日本視為美國最大的對手。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開始試探美國的態度，以尋求增強日本在日美關係中的自主地位。1993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細川護熙開始探索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發展地區安全機制的可能。細川護熙委托朝日啤酒社長樋口廣太郎，召集政商界的首腦人物組織了一次“防衛問題懇談會”。在此次會議中所形成的意見書“樋口報告”建議，日本應該尋求自主的防衛方針，以增強日本的國際影響。對《樋口報告》定案貢獻最大的防衛事務次官西廣整輝提出，冷戰以後日本的防衛機制應是盡量增加盟友、減少敵人，推進多邊安全框架，尋求集體安全機制。
1994年8月，村山富市內閣發表了《樋口報告》，迅速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擱置了兩國間長期爭議的貿易不平衡問題，開始重新審視日本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意義。1995年1月，美日兩國間確立了由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日本外相和防衛廳長官組成的美日安全保障協商機制，即“2＋2”會議；同年2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國在亞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同時要求同盟國做出軍事貢獻。1996年4月，克林頓訪日期間，兩國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確認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關係將繼續是面向21世紀確保亞太安全與繁榮的基石。1997年9月，美日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擴大了美日同盟的職能，建立了針對冷戰後亞太局勢變化的相互協同和聯合作戰的安全保障體制，促進美日同盟從單純的“美國保護日本”向“美日聯合關注周邊”的方向擴展。1999年5月，日本參議院通過《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三法案，其核心是《周邊事態法案》，允許日本政府派兵為美軍提供協助。這一過程事實上是美國通過外交壓力和協商，消解了日本對多邊安全框架的追求，同時拓展了日本的軍事活動空間，以此使日本繼續留在日美安全機制中。
9.11事件以後，國際安全形式劇變，美國認為90年代以來，美軍的全球部署因襲了冷戰時期的態勢，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反恐戰爭的新形勢。在小布什政府時期，駐日美軍的調整和重新部署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小泉純一郎政府時期，日美間在2006年5月達成駐日美軍整編最終協議，決定加強自衛隊與駐日美軍的合作，同時將普天間基地搬遷至沖繩縣名護市邊野古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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