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中的極品——住房
雖然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下發了《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徹底廢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單位，遠低於市場價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僅職工宿舍這一福利，每月就能為一些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職工節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開銷。要是能分到單位的福利房，就如同瞬間中了彩票，資產和收益都將在百萬以上。
張先生是某中央部門在編職工，據其介紹，自己參加工作兩年後，2009年單位就給他提供了一套北京四環內的福利房：二室一廳，60平方米，價格為5500元／平方米。而該地段的商品房，價格在每平方米2.5萬元左右。這一套福利房比市場價便宜100多萬元。
據張先生介紹，房子的面積跟職工的級別成正比，級別越高，房子越大，“領導的面積會大一些”。一切手續都是按經適房走的，雖然現在還沒有拿到產權證，“購買五年後應該有產權”。
今年5月，據媒體報道，在北京市西直門附近，一棟新蓋起的高層住宅樓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附近區域已經幾年沒有建過住宅樓了，上世紀70年代蓋的老樓市場價都接近4萬元／平方米。這是某央企為本單位職工蓋的福利房，價格為5000元／平方米，如果轉手賣掉即可賺幾百萬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環附近“被央企團購”的某樓盤的“房號”，竟被炒至100萬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後，一些地區部分單位以“集資合作建房”的名義，變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開發。
2006年8月，針對這一問題。原建設部等三部委聯合下發了被外界視為“措辭嚴厲”的《關於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規定：自本通知下發之日起，一律停止審批黨政機關集資合作建房項目。嚴禁黨政機關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搞集資合作建房，超標準為本單位職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過，福利房並沒有消失，又以“經濟適用房”或者“限價房”的名義繼續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體表示，實際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動仍在進行，但分房的對象僅限於“核心公務員團隊”。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選擇一些體制內單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基層員工收入還不到5000元，沒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簡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員說。
北京市的一位公務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已經工作四年了，因為沒有福利房，買房時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單位的一位去年剛入職的公務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自己單位也沒有福利房，為此他還勸退了一名本想報考自己單位的師姐。“就算體制內，還是得找個牛逼的體制內啊。”他感慨地說。
“制度內沒有給夠”
福利房，在蘇海南看來，“明顯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只有少數部門、少數人能夠買得到，別的部門、別的人們買不到，顯然不合理嘛。”
據蘇海南介紹，國外基本上沒有隱性福利，我國的隱性福利是在整個社會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規範的大背景下出現的。誘發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門、單位和人員“想方設法從公家謀取好處，美其名曰改善職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錯誤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關制度、政策不夠清晰細致，“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講得不是很明確”；同時對違規搞隱性福利要承擔何種法律等方面的責任，沒有明確、具體的便於操作的法則，“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單位、有些人膽子大，就會繼續這麼做。”這是隱性福利屢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還有就是我們的監管不到位”，一些部門“老打一些擦邊球”，監管部門不好懲罰或者不敢懲罰，也助長了這些問題的發生。
此外，蘇海南表示，由於我們制度內有的東西沒有明確或“沒有給夠”，會引發一種衝動：一些公職人員覺得自己的收入（貨幣的、非貨幣的）總體上應該達到一定的水準，而制度安排的遠遠低於這個水準，他們為了跟市場上具有相同層次人員的工資福利水平找齊，就會另想辦法。
關於“沒給夠”的原因，蘇海南解釋說，是因為現在公職人員的數量到底是不是科學合理，政府心裡沒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在制度內提高標準，而公職人員人浮於事，財政將負擔不起。而且，公共部門的工資以及制度內的福利要真是定高了，老百姓也會反感。
“比如目前機關事業單位的基本工資標準都不高，結果津貼補貼就發得較多，超過了基本工資。而各地區的津補貼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則發得太多了。福利發放的情況也一樣，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確，隱性福利就可能泛濫。”蘇海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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