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下，所以離開
北京人口調控中有一項“以業控人”。陸傑華認為，這項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口的分布，暫住人口的減少，有這方面的原因。比如，西城區發展金融業，吸引的為高端人才。區域經濟的升格，從事低端服務業的流動人口相應會減少。
但他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對人口結構的影響，尤其是對流動人口的影響，不會這麼立竿見影，否則人口調控就不會是北京的難題。北京人口調控的短期效果主要來自於2010年開始實行的一系列行政手段。
2010年起，國家各部委、央企以及北京市各企事業單位的進京指標，在這一輪的人口調控中得到限制，進京指標已經縮減。未來北京將進一步收緊外地生源高校應屆畢業生在京落戶政策。目前，本科畢業獲得北京戶口的機會越來越少。
2011年1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會議”上，北京市政府相關領導明確表示，屏蔽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行業形態；小百貨等17類業態將提升審批准入門檻，約涉及30萬戶商業主體、100萬流動人口。
這一“以業控人”的“加減法”消息剛傳出，就遭遇杯葛。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趙磊在北京“十二五”總體規劃新聞發布會上，對本市將引導低端行業的從業人員外移的說法予以否認，並表示人口調控從未要擠走某個行業和人群。
同年2月1日，住建部出台的《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規定，地下儲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員居住。8月24日，北京市政府也公布了最新修訂後的《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辦法》，禁止出租地下室。
北京市民防局局長王永新曾公開表示，從2011年起，北京將用半年到一年時間，集中清退人防工程中的散居戶，今後人防工程將逐步公益化，不用於經營出租住人。有人計算過，這一政策將會把100萬“鼠族”（地下室租住者）趕出地下室。
這些人的一部分將因承擔不了地面高額的房租而選擇離開北京。鏈家地產的數據顯示，2011年北京租賃市場增長最高，成交月平均租金3280元，年度（同比2010年）漲幅為13%。這一增幅將在2012年繼續顯現。
2012年5月9日，北京市發布《關於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 （徵求意見稿）》，擬規定出租房人均面積不少於5平方米，且一個房間最多只能住2人。對於目前流行隔斷以容納更多租戶的出租房來說，將再次擠出一部分人。
相比行政手段的人口調控，“以業控人”顯得柔性了許多。通過產業布局來影響人口的分布，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來提高外來人口的准入門檻。過去兩年，北京市通過限購車、房，讓房地產和汽車產業逐步退出支撐北京GDP的主要行業。
效果很快顯現出來。2011年北京市GDP增速8.1%，首次出現增速放緩，並墊底全國。經濟放緩被認為是此次暫住人口減少60萬的因素之一。
“首降”的雙刃劍
知名網絡評論員五岳散人的一篇文章稱，如果不出意外，（外來人口減少）這個趨勢將在以後的幾年中繼續惡化，加上未來經濟形勢不算樂觀，逃離的衝動可能會越發強烈。如何解決人口調控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反彈？
據安邦咨詢研究團隊掌握的情況，北京的人口管控已經開始對北京市的經濟產生了明顯的壓力。目前北京市在製造業領域的用工約180萬人，其中超過40%是外來人口。可以確定，北京的製造業已經無法離開外來工人。
安邦咨詢認為，在服務業，尤其是餐飲、建築、家政、娛樂、環衛、零售、房地產服務等眾多領域，離開了外來人口，北京的正常運轉可能都會出問題。如果強制管控外來人口，其經濟代價將會十分巨大。
事實上，北京市政府也看到了人口調控帶來的影響。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沿用多年的“人口調控”四字消失，出現“人口服務管理”的新提法。並注明“服務”和“管理”的關係為“寓管理於服務之中”。
關於人口問題，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變化如下：2008年是“健全房屋租賃和居住證管理體系”；2009年是“探索建立人口調控目標責任制”；2010年是“探索建立綜合調控機制，通過城市功能疏解、產業結構升級和布局調整，促進人口有序遷移與合理分布”；2011年是“探索區域人口調控綜合協調機制”；2012年為“實有人口服務管理全覆蓋”。
陸傑華稱，對於人口問題，北京市政府直到現在，解題思路才真正清晰，即淡化行政手段，轉向服務管理。“這表明，在與行政手段的博弈中，公正至上、共建共享共擔的服務管理體制勝出。”他說。
2007年開始，北京市提出了居住證制度的設想，直到現在也未能出台。陸傑華解釋說，目前還是在討論該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大的方向應該是增加公共服務功能，比如第一個就是社會保障這塊，比如子女教育，尤其是高考怎麼放開等等問題。
但陸傑華也表示，居住證還是會有一定的年限或條件限制，比如納稅和社保等。“可能制度出來後短期來說，受益的人群不會太多，但至少給了流動人口一個希望。”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也表示，變“管理”為“服務”，給流動人口市民待遇，官方確有這樣的美好願望。但城市承載力的現實難題，讓官方又不得不使用社保年限和納稅年限等行政性手段。“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都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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