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務”的分裂
在韋伯所處的時代，他預言資本主義的“鐵牢籠”將迫使人類“燒盡最後一噸煤炭”；在現代，有愈來愈多的人擔心：它會迫使人類“耗盡最後一桶石油”，或者引爆“最後一座核能電廠”。儘管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台灣學術界也有愈來愈多的人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感到懷疑，但在“全盤西化”的陰影籠罩之下，卻很少有人敢於建構本土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向西方理論進行挑戰。
去年（2011）元月28至29日，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之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舉辦了一場“傳承與創新：“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在“百年學術發展”部分，社會科學的各個不同學門對於自身學門的“百年發展”，也分別作了回顧與檢討。
“中央研究院”院士于宗先回顧“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後，指出：台灣的經濟學內容是由“英美教科書的移植”演變成為“西方經濟學內容，本土化實例”，“經濟研究的趨向分為兩大派，一為數理學派，一為務實學派。”
“前者似乎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問，可是他不但在國際學術市場有賣場，而且在台灣更受到學術當局之青睞；後者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的台灣經濟現象，這種研究在國際上缺乏賣場，在台灣雖不受重視，但對政策形成有影響。這種偏頗的現象會使前者走火入魔，而使後者自覺無學術地位而消沉。”
在我看來，這是十分怪異的現象。康得在其《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主張：理論建構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踐；宋代理學大師朱熹也強調：“道問學”的目的是在“尊德性”；明代的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中國民間更普遍認為應當“學以致用”。然而，台灣學術界“全盤西化”之後，學術研究竟然可以和社會實踐分裂為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