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認同的觀點
但是，契作的戶數擴大、區域拓展，魚肉的在地分解、加工增加就業，甚至契作農產標的從虱目魚延伸到柳橙、哈密瓜等，讓人民紮紮實實獲得利益，兩岸關係就能增進嗎？
這就像台灣過去的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從該處賺得許多外匯，縱使有些台灣人嚮往美國的富足繁榮，但又有多少台灣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更何況中國大陸現在還處於和平發展階段，雖然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國，大都市的人均所得也不遜於整體台灣，但整體人均所得仍待發展，以富足繁榮吸引台灣的意象似乎不比當時的美國強。
當然，台灣和中國大陸血濃於水的關係，不是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所能比擬。可是不容否認，兩岸從1949年以來的分離，造成了兩岸“認同”的逐漸分歧；尤其在南台灣，因為經濟與政治、全球化與政黨對立等問題的糾葛，兩岸之間的“認同”隔閡更大。
基本上，認同（Identity）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的議題，涉及了社會如何將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賦予個人？社會如何以群體為仲介建構個體？③相對的，個體又如何產生群體的概念？亦即個體與群體的認同是存在辯證的（Dialectical）相互建構關係。
本文將認同區分為“本質性認同”（Essential Identity）與“建構性認同”（Constructed Identity）。第一種認同被認為是原生的，相信認同是先天給定的，通過共有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語言、文字、習俗、神話、歷史、地理……形成。第二種認同則是被創造的，主張認同是後天形成的，由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培育，並且隨著利益與環境的變遷，持續進行重新詮釋。
大部分的台灣人民是移居自大陸的後代，兩岸人民曾享有同樣的象徵符號、集體記憶等文化認同，縱使歷經荷蘭佔據、明鄭分立、清朝疏離、日本佔據時期，以及1949年之後的兩岸隔絕，雙方仍因同文同種而存有相當程度的本質性認同，這可從1980年代起迅猛發展的兩岸經貿與人員交流中看出。
對南台灣而言，此處是大陸移居者最先到達台灣的地方；目前被認為深綠政黨地盤的台南更是開台首府，與大陸的淵源最早也最深，共同象徵符號、集體記憶……元素最多，理應本質性認同最強。但事實並非如此，顯見本質性認同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認同的內涵也隨之變化。
台灣在歷經1990年代起的民主化與本土化，逐漸發展出內部的公民意識與制度正當性，加上受限於外部國際空間的制約，使得強調民主與本土的政治認同屢屢在選舉中被動員；而其動員是採取辯證式的建構，亦即透由民主選舉建構本土意識的凝聚力，本土訴求深化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在兩者相互作用的推波助瀾下，甚至建構出從制度的認同到國家的認同，因此與兩岸的本質性認同產生歧異。
尤其台灣南部在兩岸交流，或者說是全球化的資源流動下，在地的農漁牧業與傳統產業就屬於相對經濟弱勢地區；而此經濟相對剝奪感轉嫁到政治權力不對等，經濟不如意歸咎到政治不正確，不論是內部政策治理的缺陷，或是外部國際空間的侷限，都可以被投射到兩岸關係的齟齬衝突，強調彼此公民意識與政經制度差異，進而強化異於大陸本質性認同的建構性認同。
所以，徒有經濟上的利益並不夠，因為不是所有台灣人民均能在兩岸貿易中獲利。例如台南市學甲區契作，虱目魚養殖的500餘戶，只有120餘戶參與契作，比例僅1/4左右；如果加上鄰近七股等區，甚至是高雄等縣市，2011年度全台灣總產量的45,000公噸，契作只有1,800公噸，比例更只剩4％，看到別人有契作而自己沒有，相對剝奪感難免滋生，對兩岸交流反而不利。
縱使獲利也不見得會支持兩岸關係進一步深化，例如契作在2012年選舉未能扭轉台南學甲當地基本盤，在藍綠政黨陣營3：7的投票傾向中，頂多只是投票率71％比全市的74％低，廢票率0.8％比全市的0.7％高，亦即當地選民只是消極的不投票、投廢票，而非積極的投票支持藍營或其延伸的兩岸交流政策。
據此合理推論，2012年選舉的重要議題“九二共識”，只是經濟利益的共識。如果要求同存異、由易而難的推到文化或甚至是政治範疇，中間有相當鴻溝必須跨越。
所以，兩岸要尊重與理解彼此立場，解決交流中的誤會與衝突；在兩岸的國際空間或涉外事務、軍事互信、政治關係等敏感議題，相互逐漸釋放善意的風向球，凝聚“建構性認同”；進而導正學生閱讀的歷史教科書內容，強化兩岸人民共存共榮的歷史記憶與當代經驗，喚起“本質性認同”，增進兩岸關係正向發展的質與量。
結論
馬克思（Karl H. Marx）曾言，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相適合的生產關係，其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基礎，制約著豎立其上的法律、政治、社會意識等上層建築。④中國大陸對台灣南部的契作，是一種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體現；從理性抉擇理論來看，成本最小、效用最大的結果，就是兩岸交流的經濟利益將轉化為政治支持；而從馬克思觀點而言，經濟利益的基礎當然能推動政治支持的上層建築。
但從社會心理學的認同角度，兩岸的本質性認同已隨著建構性認同的變化，出現認同的分歧，南台灣在內部政治、外部全球化的問題糾葛下，認同隔閡更大。這如同恩格斯（Friedrich V. Engels）所說，他和馬克思並沒有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亦即上層建築對基礎還是有反作用的影響力。⑤因此，在契作落實的經濟利益基礎上，也必須強化兩岸相互認同的上層建築。
事實上，在傳統深植而且民風純樸的台灣南部，有著原初與大陸具備“本質性認同”的基礎。如果經濟利益能積極挹注，免於資源流動的邊緣化，加上政治善意能適時體現，免於相互猜忌的汙名化，相信南台灣將能重塑與大陸和平發展的“建構性認同”。屆時，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將能進一步提升，開創兩岸人民幸福生活的美麗新世界。
①虱目魚契作的精彩分析請參閱丁仁方，〈南台灣與中國大陸交流深化芻議之—：台南學甲虱目魚契作經驗的參照〉，《中國評論》，169期，2012年1月，頁54-56。
②“虱目魚”從2012年3月8日起在中國大陸被統一定名為“狀元魚”，其在2009年被列入ECFA早收清單後，2010年進口中國大陸的關稅降至5％，2011年繼續降至2.5％，2012年降至零關稅。
③理性抉擇理論還可參考Duncan Black、Anthony Downs、Kenneth Arrow、Peter Ordeshook等人著作。
④此處的群體是以規範實踐（Normative Practices）或共識實踐（Consensual Practices）的形式表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次印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2。
⑤恩格斯，〈恩格斯致約‧布洛赫〉，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二版第五次印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9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0月號，總第1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