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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的實踐方興未艾，港人應以史為鑒，認真反思何為民主。 |
中評社╱題：認清史實才能免疫“被洗腦” 作者：霍啟昌（香港），香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前言
多個月來港人在討論“愛國教育”進行當中，各方參與的人士，意見態度顯得相左，各走極端引致相當嚴重的碰撞，更相互謾罵破壞了港人傳統的和諧社會，並傷及港人引以為傲的相互關注的認同感。這是要不得的。港人應緊記，就是在外人非民主政制管治的漫長歲月中，中外人士都能夠在中國領土上，在經濟外貿互惠互利，宗教文化相互尊重包容的原則下，在和諧多於衝突、制衡多於對抗、包容多於分離的基調下，體現了合作發展共享繁榮的多元化和諧社會。何況香港現在已經回歸國家，何以“自己人”反而無法在民主的氛圍下，合作發展共享繁榮的和諧社會？
由於此次爭拗的焦點是教材稿本被認為部分內容有失史實，並似乎編者故意遺漏一些中國當代史具政治敏感性的事件，因而被指摘有嫌刻意向下一代港人透過教材進行洗腦。說得清楚一點，整個爭拗無疑涉及史學研究及編寫可信性高的史實方面。而這正好是筆者終生從事研教的專業範疇，因此雖然筆者素來不參與政治活動，而且在香港教壇已歸隱了十多年，但為了履行筆者對熱愛的香港社會的公民責任，不能不借此方寸之地，以持平的態度分析一些人認為是爭拗的原因及各方應如何在民主和諧社會大前提下，找出圓滿的解決方案，旨在提供一些可信性高的有關香港史料，把事件客觀的分析在讀者面前。至於誰是誰非，公道自在人心。
評鑑史料應交曾受專業培訓人才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主自由的社會，編撰正確的史料應是專業史學家的工作，因為“恪守專業”的史學家是經過嚴峻的訓練去作合理、合邏輯的思考，去盡一切辦法搜集適當可信性高的證據，然後客觀地、不受感情支配下，去分析和評估搜集得來的相關資料，以辨別有偏差的見解，去偽存真，從而作出個人對史事的正確判斷。當然“恪守專業”的史家必須同時具有為人景仰的“史德”，就是要不偏不倚，抱著誓不向強權惡勢力低頭的大無畏精神，將最接近真相的事件向讀者報道。評論任何事件或人物的得失是非，專業史家必須恪守的原則是評價不可能是“絕對性”，若果史家給予絕對性的評價，只不過是穿鑿之言，不是故意諂媚便是刻意醜化這個人物或這件事件的結果了吧。
其實政府提供的“愛國教育”教材內容有關香港史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的專業水準如何，一經“恪守專業”的史家評鑑便可知曉，這個工作政府絕對不應任由政客、官員、家長及學生妄自去做。
這次部分港人反對政府意欲推行的“愛國教育”政策的行動，首先是示威遊行，然後是佔據政府行政總部，這是在一個民主政制社會下才能發生的。在港英政府時代肯定就被壓制。但必須指出現時港人擁有的初步民主政制是由中國共產黨給予的，因為當今的初步民主政制始自“香港基本法”的實施，而“基本法”是國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精心制訂的。一日港英政府仍存在，一日港人就不會有初步的民主政制，因為港人仍會被英國派來的總督管治。而香港嘗試這個現有的初步民主政制的時間相當短暫，若是想透過這次反對“愛國教育”行動按序推進，必須先提高民智，筆者相信不會有太多香港人比筆者更衷心熱愛民主自由，及明白其真諦的，這是由於筆者長期鑽研並經歷體會歷史上多種民主政制的演變過程而領悟出的。一言以蔽之，真正民主的社會，其絕大部分公民須擁有充分判斷政治的技能，去辨別真偽偏頗的見解，即已培育出個人能作合理、合邏輯的思考，擁有相當水準的獨立評審力，從而作出個人正確的判斷，假如能夠做到的話，港人不但無須顧慮被洗腦，而且更能夠提出有建設性的批評，客觀地分析政府的施政及表達意見，正確地行使應有的公民權力來監管政府，以便能輔助特區政府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在過往十多年來特區政府有否銳意培育上述人才呢？又今次參與反對“愛國教育”的人士，有多少是屬於上述人才呢？若果現時香港有足夠上述人才，這場爭拗鬧劇便無須上演了。
實施民主，成功實踐“一國兩制”路途艱巨
回歸後香港人初嘗民主政制滋味，更要適應宗主國改變引來的重大國際政治問題，但香港原有領導階層並不擅長從事政治活動，港英殖民地教育制度一直沒有專事培訓政治領導人物的機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在民主政制上，港人可算是“初哥”，所以已是危機四伏，但同時港人還要被國家委以重任，要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向台灣作為示範，期望最終和平統一中國。
“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的概念，但由於是史無前例，所以實在需要全體港人及國內為政者全心全意，努力摸索，透過寶貴的經驗，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去貫徹執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方針。
在中國數千年歷史裏面，任何一個皇朝的創立，亦即是當國家經歷過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政變，主政者都要經過一段時期的艱苦奮鬥才能踏上勵精圖治的局面。就是以香港歷史為例，當英國以武力奪取香港建立殖民地政府後，首幾任的港督礙於當時形勢都一籌莫展，港英管治的香港一直停滯在一爛攤子的狀況，甚至曾認真考慮將港島交還清政府。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十四、五年其實是很短暫的時間去適應著具有開天闢地般重要性的改變，即是將香港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根據特區的憲法，即“基本法”，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應維持五十年不變，但所謂“五十年不變”只是一個概念，稍有政治智慧的人都知道是絕無可能甚麼都完全不變的。單是香港的國際地位和所須扮演的角色就已有基本的變動。
回歸後，前副總理錢其琛表明中國仍然需要香港（澳門）成為與西方國家交往經濟基地。最近中央費煞心思的一系列計劃如“CEPA”、“泛珠三角區域9+2合作”，亦足以證明香港對中國仍有重要經濟價值。但由於香港要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以便發揮香港對國際作為台灣和平回歸的示範作用，因此香港對中國的“核心價值”已加上了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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