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12日電／中國時報12日發表社論說，作家莫言成了第一位中國大陸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此之前，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高行健，然而在正式紀錄上，高行健是個法國人，長期在法國居留，而且因為強烈的異議色彩，其人其作在中國大陸事實上難得一見，更少有影響力。
社論說，不管從現實國際政治，或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上看，一百多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竟然沒有一個中國大陸籍的得獎者，毋寧是件顯眼、礙眼的欠缺。是到應該要修正這項欠缺的時候了。
在中國大陸籍的作家中，莫言的確具備最佳的得獎條件。從最外圍的條件看，他的作品被譯成西方語言的量與質都相當高，過去十幾二十年，他和國際文壇的交流互動，也遠比其他中國大陸作家要來得密切得多；莫言還有一個經常在各種場合宣揚他文學成就的超級大粉絲─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這也大大有助於提升莫言在國際文壇的地位。
社論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文學，前有先鋒與尋根的分派，後有都市與鄉土的區別，三十多年的歷程，莫言幾乎全程參與，而且始終站穩著尋根與鄉土這一邊的立場。很顯然的，從外國、尤其是西方的眼光要找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作家作品，尋根、鄉土會比先鋒、都市來得吃香得多。
先鋒的文學技法，基本上源自西方現代主義，再加上一些拉丁美洲的實驗寫法，都市題材更是舊有傳統生活被破壞、揚棄後才產生的，這些文學內容都是西方讀者熟悉的經驗，但卻無法立即和中國大陸、“中國性”聯繫上。
社論說，莫言的小說，從最早的《紅高粱家族》到最近的《蛙》，一直都有飽滿的“中國性”，因為，那樣的情節、那樣的語言，甚至那樣的敘述，只能出現在中國大陸。他的小說，即使透過翻譯，都還能快速、直接地傳遞給西方讀者強烈的異國感受，吸引他們的閱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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