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同志到生意夥伴
中國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到過延安。因為抗日戰爭，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結緣。一批蘇聯志願航空員曾參加保衛武漢的空戰，後來，這個航空隊的隊長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比軍人更多的是醫生。除了人盡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根廷、美國、英國等國均有醫生來到中國的戰場救死扶傷，並結下友情。
還有一個老友群體是外國記者，他們向外界報道神秘的中國，讓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世人知曉。外國記者中最有名的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專門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原外交部長黃華任會長。後來，這一機構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與斯諾等記者類似，荷蘭導演伊文思也被視為向世界正面介紹了共產黨抗日戰爭的好友。他1938年來到中國，拍攝了關於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從此開始了與中國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還曾經托人把一部手提攝影機送給延安電影團，這部攝影機現在藏於國家博物館。
還有一些人，雖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過中國，但因為與共產黨領導人的友誼而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法國生態學家勒內.迪蒙早年就曾結識了蔡和森、鄧小平等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這段發生在異國的相遇成為他與中國人民友誼的開端。
革命年代結束後，在國際舞台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準，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侵略是辨識的依據，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友多是這段時間結下。
不過，倘若能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或是能在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中國的建設成果，那麼即使是擁有“不友好國家”國籍的人，也能被視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國經濟》一書的美國人愛得樂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復邦交浪潮中，幾乎所有為外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政要和民間人士被悉數列入老友群體。倘若是像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利亞這樣堅決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領導人，則更被視為親密朋友。
從1987年開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個新群體——國際組織的負責人。率先與中國人結交友情的是曾任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主任的拉斐爾.薩拉斯。《人民日報》報道說，薩拉斯“生前一貫堅定支持中國的人口政策……當國外少數人惡毒攻擊中國‘推行強制墮胎和強迫絕育’政策時，他挺身而出，發表聲明，予以駁斥”。
隨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前執行主任詹姆斯.格蘭特、世界旅遊組織前秘書長薩維尼亞克、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也進入了老朋友序列。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端，經貿領域的老友也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本國反對聲尚強烈時與中國開展貿易關係的商人更受推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