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精華：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問題
少數專業知識分子預先體會到的敏感話題，社會大眾疑惑的社會常識問題，無法通過學術研究，經過市場或政府相關機構而切實解決之。例如，在2001年4月1日發生中美戰機相撞事件五個月後，中國歐美同學會邀請李肇星外長作“當前國際形勢報告”，當時北京大學地理系一位青年教師就提出：按通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南海屬於中國疆域，可是為何美國偵察機可以在中國疆域上自由飛行並監視中國呢？倘若是我們的地圖有誤，就得修改，以免引起國民和世界誤解；倘若果真如此，中國軍方應該毫不妥協地按國際法，以軍事手段擊落任何一次來犯的美軍偵察機!當時外交部或相關機構就重視如此深刻的問題，激發學術界從歷史學、地理學、邊疆史學等對其進行系統研究，讓財力巨增的國企進入南海進行石油勘探和開發，那麼十年後出現的“南海問題”可能處理起來不會這樣被動。
實際上，“南海地圖”問題使中國錯失先機，僅僅是體制僵化的一個案例而已，有更多的問題就因體制而不能發揮學術所長而導致。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孕育出現代中國學術體制，——它是用西方現代學術的範式、概念、邏輯、模式等替代傳統中國的知識體系的結果。如此一來，經史子集這類凝聚著中國幾千年來的知識化智慧，不能為現代學術體制所相容，由此肇始百年來難以形成現代中國學術積累的傳統。因為沒有學術積累的傳統，也就沒有學術化的歷史，當下時興的話語、概念、議題，就很容易既成為討論的問題本身，也成為討論問題的根據與立足點。
在2009年東盟地區論壇上，希拉里開始倡言美國重返亞太，此後中國人就以為美國是在重返亞洲，斷言美國許多行為也是在踐行重返亞洲的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甚至發佈《2012年亞太藍皮書》稱，2010年美國首次參加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屬於重返亞洲戰略的試探，2011年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則為美國回歸亞洲確立了機制性安排，並成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進入實質性階段的第一年，包括政治安全領域強化與日、韓、菲、泰、澳等國軍事同盟關係，同時與俄國一道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完成了其機制上的回歸。殊不知，從朝鮮問題、日本戰後監管和賠款問題、台灣問題、東南亞問題、西亞問題等，哪個不是美國製造的，美國何時離開過亞洲？
知識體系、話語、概念等全部借用外國，本來就已經使中國學術界失去了生命活力，不能從中衍生出現代中國自身的話語權，又因為僵化體制經常干預學術過程，從而使政府聲音成為學術發展的根據，兩者結合更使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不能有效促進政府改善處理內政外交問題。以釣魚島問題為例，我們知道《波茨坦公告》明確地規定日本固有領土只是日本四島（本州、九州、四國、北海道）以及其相關島嶼，釣魚島甚至琉球群島都不在此範圍內，屬於中國領土(台灣宜蘭縣管轄)，而且日本作為戰敗國，要被中、美、蘇共治，這就是北方四島歸蘇聯、美國直接駐軍日本，中國有資格派一個師兵力進駐日本。但為了國共內戰，蔣介石放棄了這樣的機會，不過1951年國務卿杜勒斯(John Dulles)和日本簽訂條約，恢復日本對本島主權，不包括琉球群島，但四個月後三藩市會議出台了。當時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不承認《三藩市和約》——琉球群島和釣魚島問題就出現了，雖然當時周總理嚴厲譴責這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侵略戰爭的條約”；尤其是1972年美國又私相授受將釣魚島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釣魚島問題就複雜化了。因此，關於釣魚島問題日本是沒有資格和中國談判的，而是中國和美國討論的話題，中國應該直接使美國回到戰後國際秩序立場上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我們的學術研究界很少有人回到歷史來討論這一常識性問題，今天我們應該深刻檢討中日邦交立足點是否有問題以及此後40年來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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