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在制約因素方面，中國大陸是日本的最大貿易國家，而日本也是中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國，日本是中國大陸最主要的投資國及技術來源國，中日兩國之間的經濟互賴不但深而且廣，中國大陸的反日情緒讓日本企業蒙受極大的損失，日本政府已經開始在尋找替代的市場，而日本企業的大規模撤資與停止技術輸入，同樣不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其次中國大陸雖然對日本進行一連串的經濟戰、貿易戰及軍事戰，但是中國大陸卻還是維繫著與日本之間的高層外交對話管道，因此，中國大陸只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改變釣魚台的國有化政策，而並非要擴大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
由此可見，在制約因素大於催化因素之下，中日釣魚台主權爭議終將會逐漸降溫，現在就看雙方如何在適當的時間找到彼此的下台階。
社論說，而當中國大陸改變了釣魚台現狀，將會對台灣產生兩項衝擊。首先是中國大陸對釣魚台議題產生政治影響力之後，中國大陸將會開始介入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漁權談判，例如中國大陸政府之前便明白反對台日漁權談判談到涉及雙方主權的議題；其次，中國大陸軍事力量進入了釣魚台海域之後，由於釣魚台離台灣本島只有不到一百二十浬，這將對台灣的海防與空防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
另外當中日兩國緊張關係逐漸降溫之後，台灣必須慎防日本政府對於台日漁業會談態度的轉向，也就是說，當中日兩國關係漸趨於緩和之後，日本政府將不會繼續在漁業談判問題對台灣讓利，因此，建議台灣政府若要和日本進行漁業會談，最好的時機應該要選擇在中日高層會談之前，這樣台灣將會有更多的籌碼與日本政府就漁業會談議題進行協商。
其次是慎防台灣的國際話語權被邊緣化，若中日關係逐漸趨於緩和，中日兩國同意以外交談判的手段來解決釣魚台主權爭議，台灣將會被排除在中日的談判桌之外，因此，台灣政府應該要未雨綢繆，在近期內盡快推動“東海和平倡議”的後續行動，例如對外發表“東海行為準則”或是“東海行為宣言”，以持續強化台灣在釣魚台議題的話語權。
社論說，當釣魚台現狀被改變之後，台灣如何在和中、親美、友日的大戰略下，尋求台灣利益的最大化，將會是馬政府第二任期的當務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