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徵一畝地僅補償給農民3－5萬元，而土地拍賣後，每畝收益則達到幾百萬元。
家住安徽合肥城郊的農婦仰玉英在拆遷安置中得到幾十萬元補償和一套90平方米的商品房。
“看起來不少，但我們一家完全沒有了土地，在就業、醫療、孩子的教育上，又沒有和城裡人一樣的待遇。今後的生活來源沒有保障、孩子上學要交借讀費等等，都是煩惱。”46歲的仰玉英說。
隨著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不少仰玉英這樣的農民在被徵地後隨即陷入“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的境地。
城市化進程中，地價不斷升高，農民也想得到更高的徵地補償；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土地財政”，隨意擴大“公共利益”邊界，違法違規強制徵地、拆遷現象時有發生；個別村幹部私自處置集體資產和增值收益……這都讓農村徵地、拆遷引發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不斷出現。
“實際上，稅費改革後，土地徵收過程的矛盾已經成為農民上訪量最集中問題。”長期在中國農村調查的安徽省社會學家王開玉說。
2010年四川成都金華村村民唐福珍因抗拒暴力拆遷自焚身亡，2011年發生的廣東烏坎事件也是因為土地等問題引發，農村土地徵收、拆遷成為中國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
胡錦濤在承諾改革徵地制度、讓農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益時特別提到，“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