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2日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12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後現代的日本對民族精神的號召不能持久而一致的表現堅定，這是異軍突起的石原所面對的思想限制。
文章說，日本新保守勢力崛起，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迫使日本政界節節讓步，目前釀成東北亞安全問題的僵局，且長期來看，還有升高趨勢。畢竟不穩定的因子已經種下，以石原慎太郎為核心的激進右翼食髓知味，大可藉用釣魚台問題繼續發揮。如果說石原等人著重的是日本內部權力競逐，未免避重就輕。釣魚台問題的思想背景不容小歔，也無須完全悲觀。畢竟思想問題深刻而複雜，充滿了可能性與吊詭。
回顧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日本，面臨歐洲勢力凌駕東洋，開始力求在意識上脫亞入歐，俟後感到入歐路途上遭遇歧視，便又回頭整合東亞，想象自己帶領黃種人與白種人決戰，並號稱這是進入世界歷史必經的路程。慘遭原子彈轟炸而戰敗以後，日本暫時擺脫身分困擾，右翼勢力則繼續依附在美國的羽翼之下，在外圍堵蘇聯，在內防範社會主義，容忍自己不能成為正常國家的尷尬。
文章說，與前此這段搖擺的歷史經驗相較，21世紀面對中國崛起的日本，夾在中美之間，是要加入中國崛起的潮流，還是協助美國遏制中國？當前的日本無異於又再度碰到要在東西之間重新拿捏自己身份的挑戰。日本既不東又不西的身分困惑，重新出現。戰前右翼法西斯在當時另辟戰場，試圖獨占東洋，並教訓西洋，其野心因為戰敗而未遂，因而埋下右翼勢力難以抹滅的記憶與恥辱。
石原慎太郎在1980年代初期，就憑借日本經濟的振興，而以發表“日本可以說不”的主張聞名於世。《日本可以說不》一書，字裡行間埋藏著戰前日本右翼對美國的怨懟與舊恨。1920年代之際，就是在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公約》的限制下，讓日本軍閥幡然醒悟到，西方從來不把日本當成平等的對手。接著是原子彈，再接著是駐軍日本，日本民族精神的委靡不振，似乎與日本不求上進的依附在仇人的勢力之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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