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我一個月後從甘肅回到北京時，廬山會議結束，中國政治風向大變。
在隨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的一個負責人向習仲勛同志告狀，說我們去甘肅調查是搜集“陰暗面”，是嚴重“右傾”思想，指名要求送我回甘肅接受批判，此事被習仲勛親自按下了，未予理睬。更可貴的是，他甚至都沒有告訴我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開會，我才知道。
反“右”運動愈演愈烈，馬永順本人所在的國務院信訪室也受到嚴重沖擊。一種觀點認為︰信訪室反映陰暗面多，說明信訪室自身思想右傾嚴重，應該作為國務院機關反右傾重點來批判。
結果習仲勛在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後表示︰信訪室工作性質，就是要反映工作中的“一個指頭”問題的。信訪室得以安然過關。
馬永順記憶深刻的另外一件事是，1961年初，有的地方扣押群眾來信，追查、打擊、迫害來信和來訪人的現象比較嚴重。劉少奇主席做了詳細指示，要求必須加強信訪工作，嚴禁打擊報復。2月8日，習仲勛在國務院召開信訪會議，他指出︰“信訪工作必須加強，要研究一些改進辦法。”他指定中辦和國辦，向中央起草一個報告來解決。
一個講方法講效率的人
馬永順介紹，習仲勛工作作風的一大特點，就是按照客觀情況辦事，樂於聽取下屬的正確意見，辦事效率高。、國務院成立時，會議很多，卻沒有專門負責組織會議的會議科。在召開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時，習仲勛提議秘書處兼管會議，例如農業會議，就由農業秘書來管，他主要考慮的是機構的精簡和節約，以及辦事效率。但是他同時也說了，先實踐看看，有問題，再總結。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負責會議的馬永順發現還是應該有一個專門的會議科，有利於專業分工、專人負責。他把相關報告遞上去後，習仲勛很快就批準了。
說到開會，習仲勛也是極其講究效率，不喜歡“馬拉松”式的拖沓作風，很多老幹部反映，習屬於那種“有事快報，無事退朝”的人，參加他主持的會議，效率高，人也不疲勞。
在馬永順的記憶裡，習仲勛同志很注意工作方法，是一個工作能力很強的人。在當時，信訪工作在政府工作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開國時，就建立了信訪工作室，開始信訪量很大，1957，年反右派後，信訪量減少了，1961年後，信訪量又大增。
習仲勛提出信訪工作要“多辦少轉”，真正為人民辦事，逐步立下了規矩。
後來他又提出“發現苗頭”，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強調每—項新的政策實施後都要舉—反三，這樣可以一次解決一批問題。國務院信訪室在其指引下搞綜合報告，大躍進時有的地方搞行政區劃出現了糾紛，正是通過搞綜合報告，提出相對通行的處理意見，再作為國務院的通知命令發下去處理的。馬永順回憶道︰
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以後，民主氣氛好了，於是信訪量就大增，但是信訪辦人手就很緊張，從邏輯上說就應該增加編制，但當時國務院在習仲勛主持下每年都要搞一次人員精簡，怎麼辦呢？還是他辦法多，他提出︰國務院秘書廳（就是現在國務院辦公廳）凡是能辦信訪的人，每人處理一百封來信，這等於減輕了信訪室的工作量，幫了信訪室的忙；同時考慮到繁重工作的需要，國務院秘書廳編制不減，但是也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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