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周末，中央領導們聚集在北京西長安街沿線的京西賓館定調明年經濟發展，遠在250公里之外的河北崇禮，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辦的城市發展論壇聚集了數百位官員和學者，與紛飛雪花所帶來的清冷不同，新城鎮化穿越時空成為各方聚焦的熱詞。
要從物的城鎮化轉化到人的城鎮化
新浪財經報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大幅上升，從1978 年的18%提高到2011年51%，處於世界平均水平。
“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時間新型城鎮化成為資本市場、官員、學者等各界關注的焦點。
“講新型城鎮化的含義是什麼？講新就意味著原來有舊，舊是有問題的，要轉到新型。”15日在河北崇禮舉辦的城市發展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華生開宗明義。
圍繞著城鎮化有四個緯度，分別是穩定增長點、人口、收入分配和社會矛盾。
過去三十年，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約一個百分點，同期我國人均GDP 實際增速平均近9%，成績顯著，但在另三個維度則逐漸呈現負效應。
既有的城鎮化模式，主要體現為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非農產業的擴張，對於非農勞動力需求大幅上升，帶動大規模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後者反過來又提高了總體的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相輔相成。
但是由於我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城鎮化過程中收入分配傾向於企業和政府，造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城鎮內部二元結構的產生，同時也強化了儲蓄率、投資率高企的宏觀經濟結構特征。
多年研究此課題的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則直言，其直抓主要矛盾稱過去是土地融資土地財政土地擴張的城鎮化建設，是少部分人：開發商、政府、城中村和城郊農民從中獲利的城市化模式。
華生說，“舊的城鎮化最主要特點就是甩掉了城市化的主體”。而各界指責的焦點也集中在土地城鎮化遠遠快於人口城市化。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此前坦承，“城鎮建城區規模擴大8倍但城市人口規模僅擴大了2.5倍。土地城市化快過人口城市化是存在的。”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在崇禮論壇上也表示，“實際上我們的戶籍城鎮化率才35%，比統計的城鎮化率差16個百分點，農民工和外來人口沒有算進去，他們在城市裡沒有享受到同等的福利。”
“城鎮化化的是人而不應該是地，僅政府，銀行，開發商三方互動，而使主體虛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贊同華生的觀點。
華生認為，新型城鎮化的要義在於怎麼回到讓所有的城鎮化為主體服務上來。在他看來，城鎮化的主體應該是將近兩億的農民工，還有將近兩億在農村裡面留守的兒童和家屬，之中包括從中小城鎮向一線城市轉移的外來人口。
國家發改委城市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提出，“下一步的城鎮化絕對不能走以前城鎮化老路，一是要從物的城鎮化轉化到人的城鎮化，二是要轉變城市發展方式，要從外延擴張、粗放發展轉向內涵為主、通過結構優化實現集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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