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變化究竟從何時開始發生？很難準確劃線，大約是從“江八點”提出之後，以最近五年為甚，到今天已然成型。這一路發展演變，猶如涓涓細流逐漸融匯成波濤洶湧的長江大川，十餘年間，發生了巨大轉變。
這樣的變化後面意味著什麼？她對兩岸關係發展有何影響？筆者個人認為，這後面除了反映兩岸在兩岸關係發展理論上的創新差異之外，還反映了兩岸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以及由此帶來的自信和國際社會對兩岸的評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灣宣佈結束“動員戡亂”，成立“陸委會”，組建“海峽交流基金會”，建立“國統會”，提出“國家統一綱領”，明確了“一個中國”下的兩岸關係定位和未來發展遠景。當時正值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峰，“台灣錢掩腳目”；加上“蘇東”解體，台灣的民主化轉型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台灣學者們心高氣傲，對兩岸的未來心存“逐鹿中原”的自信；“一個中國”自然不是問題，遂有“國統綱領”的“近程”、“中程”、“遠程”的設計。平心而論，“國統綱領”確有新思維及值得稱道之處，如其“原則”的第一條：“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就屬擲地有聲、千古不易之準則；大陸的“一中原則”後來也吸收了這個表述，豐富和發展了統一論述。正是這種創新和富於包容性及彈性的論述，使當年的台灣學者們思維活躍，論述縝密，新觀點、新論述不斷提出，搶佔了兩岸關係的話語權。
而當年的大陸學者，除了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論述外，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表述，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鬆就會在國際上動搖“一中原則”的根基，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種思維的固化，極大地約束了學者們理論探討和創新的想像力與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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