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思變”，理論創新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實踐性極強的兩岸關係理論的創新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台獨分裂勢力的不斷膨脹發展，台灣反台獨、反分裂情勢的不斷惡化，呼喚著兩岸關係的理論創新。“理直氣壯”，“以理服人”才能爭取人心，才能遏制台獨勢力發展。
究竟如何發展和豐富“一中原則”，並解決其針對不同對象（如對國際社會和兩岸關係）的不同表述，使之更富於包容性，更能體現祖國大陸的善意和誠意，更符合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為兩岸關係拓展出更大的發展空間，大陸的有關領導及各個方面都對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與思考。1997年11月，海協會長汪道涵在會見台灣客人時，指出按鄧小平講話：“既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只要雙方坐下來，什麼都可以談，包括國號、國歌、國旗在內，都可以談，甚至於統一之後，也可以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號，可以用雙方同意的國號。”因此，“一個中國並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應是一個尚未統一的中國，共同邁向統一的中國。”1998年10月14日，汪老與辜老在上海和平飯店舉行第二次汪辜會晤時，又提出八十六字箴言的“一中新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汪老的這些講話，開啟了豐富和發展“一個中國”內涵之門，大陸學界也開始了對於如何擴大“一中”內涵和探求兩岸雙方皆可接受的最大政治“公約數”的理論探討與創新。
這些理論創新的成果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一中原則”。2000年8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台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指出：“就兩岸關係而言，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祖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錢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得到確認，此即延續至今、寫入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三句”的最大特點是與台灣“國統綱領”原則相契合，即“兩岸一中”。這就使“一中原則”極大地貼近了兩岸關係的現實，也給了兩岸關係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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