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兵 福建廈門 學生
近日，台灣“考試院長”關中針對公務員年金制度改革導致退休金減少而引發不滿的情況，援引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人民節衣縮食、踴躍捐輸，幫助政府渡過難關的例子來勉勵民眾與政府共克時艱，並說“相信台灣人不會不如韓國人”。而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台灣 “教育部長”蔣偉寧談到韓國教育時，也認為韓國的體制教育剝離學生創意，相信“台灣有一天會超越韓國”。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先後有兩位台灣高官拿台灣與韓國比，這不能不令外人感到奇怪。但在台灣，拿雙方做對比的事例早已是司空見慣，比較的內容也從文化、教育、體育到經濟、政治和社會福利無所不包。拿台灣與韓國比，似乎已經成為了台灣的社會慣性。
只有相近和相似的事物才有可比性，然而台灣與韓國的“國力”卻相差懸殊：韓國的人口和面積都是台灣的兩倍多，韓國2011年的GDP總量也是台灣的約3.3倍。《中國時報》在去年6月的社論中就指出“台灣比韓國，如同韓國比日本”。二者的可比性如此之差，卻仍然擋不住台灣人樂此不彼地將自身的各個方面都搬出來與韓國做比較，這種奇怪的現象不禁使人產生疑問：台灣為什麼這麼喜歡與韓國比？台灣人為什麼總是與韓國人“過不去”？依筆者淺見，問題的答案就在於以下四點：
一、歷史因素形成的先天優越感
地理上的鄰近，讓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自西漢時期起，就與中原王朝建立起朝貢、册封的“宗藩關係”。至明清兩代，這種“宗藩關係”發展至頂峰。朝鮮君主向中國皇帝稱臣，稱明清為“天朝”、明清使節為“天使”，使用明清年號。朝鮮國內發生重大事件或處理對外關係均須修書通報“天朝”，尤其是國王、王後和王世子的廢立，必須得到明清皇帝的承認與誥命方為合法。儘管台灣目前有許多政治人物蓄意割裂台灣對中國歷史的承繼關係，但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歷史上中國與朝鮮在政治上的宗藩關係和文化上的隸屬關係，造成了今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均對韓國帶有著強烈的 “大國優越感”。
甲午戰爭後，中朝兩國的藩屬關係結束，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又在財政、人力等方面全力扶持在華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二戰結束時，蔣介石不僅帶頭向世界呼籲允許韓國獨立，而且批覆一億法幣助“臨時政府”重返韓國。由於“臨時政府”是日後促成韓國獨立的中堅力量，因此可以說，蔣介石和中國政府對韓國有著“再造”之恩。而1949年之後，韓國相繼派駐台灣的“大使”也是畢業於黃埔軍校的金弘壹和蔣介石的義子金信等“臨時政府”中的故人。
國民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傾力扶助以及駐台“大使”與蔣介石不是師生就是義父子的關係，使得歷史上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雖然結束，但在台灣民眾的主觀心態上，仍對韓國抱持著父執輩對晚輩的“父子關係”的感受，對韓國天生的“大國優越感”也得以在台灣民眾中延續。
這種“大國優越感”反映在情緒上，就表現為對韓國的瞧不起甚或是輕蔑。在今日的台灣，反映這種情緒的事例也不鮮見，如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在2012年的公司股東年會上，就曾直呼韓國三星是“高麗棒子”，輕蔑與厭惡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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