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住壓力的激素劑量標準
安撫好患者，趙子文得以啟動新一輪的臨床對照試驗。他選取了40名患者給予適度劑量的激素進行治療，效果立即開始顯現。這組病人中，從頭至尾無人需要插管，病情沒有繼續惡化。在摸索中，他開始將激素的劑量逐一降低，240毫克每天，好轉就猛降一半以上，繼續好轉就再降……
在一次廣州市衛生局組織專家討論治療方案時，廣州呼研所副所長陳榮昌和趙子文成為方案的主要起草者。時任衛生局分管醫療的副局長盧彥德曾傳達了（上面）專家組的意見，激素的應用量為1000毫克每天，這讓趙子文、陳榮昌無法接受。在最後編撰治療指南時，兩人頂住了壓力，一致建議激素日劑量不超過320毫克，並將其寫入廣州的治療指南。最後全國的治療指南裡，也沿用了這一標準。事後，趙子文對經治的非典患者進行了兩年左右的隨訪，沒有人發現有股骨頭壞死、損壞跡象。倒是因為當時高壓、緊張，有兩名康復者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異常。
“北方之所以有那麼多股骨頭壞死的，是因為他們在恐慌性使用激素。我去支援長春時，當時他們的激素使用量一般都超過1000毫克每天，當地30名非典患者，6人股骨頭嚴重壞死，股骨頭壞死率20%，而且是六姐妹。”
沒有榮譽的非典病區護工
說到非典帶來的啟迪，趙子文一度在極力回想在市八期間幫助他的那些護工的姓名。“見到了我真的還能認出來，他們對患者的照顧挺周到、細致的。”
“因醫護力量不足，市八使用了許多的護工。工資微薄（日薪30元），卻穿梭在最為危險的病區之間，真正是抗擊非典幕後的無名英雄。萬幸的是，這些護工當中並沒人員感染。最後慶功、表彰時，他們無一獲得榮譽。”
反思“要命的”保密制度
至於對非典這類疫情的啟迪和反思，那還得從信息公開方面著手。“如果當時在第一家醫院發生院內感染時就進行信息公開，後續的醫院肯定就能採取一些相應的防控舉措，就不會有那麼多院內感染的發生。”
再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省份和省份之間的疫情通報機制要順暢。現在的人員流動性這麼大，一個隱形傳染源的流動，就可能在異地形成一個大的疫點。非典後進行溯源時，香港地區的疫情大暴發，就和當時已經是感染者的中山二院一名前去香港參加婚宴的醫務人員不無關係，婚宴的地點就在淘大花園附近。
趙子文表示，“國內的非典跨地區傳播，也與一名未得到病情控制的患者流動有關。當時這位患者第一站去了山西太原治療，在太原形成了一個局部的疫點。隨後被轉送北京309醫院，又導致309醫院院內較大範圍的感染。”
“此外，內蒙的非典疫情出現，也與廣州的一名感染者存在一定關係。至於事件發展到最後，由於北京往東北長春等地傳播的病例，也都和信息不公開，隱形感染者、潛伏者管控不及時有關。所謂的保密制度，在大型疫情面前，真的很可能成為要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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