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調但弱效的對日外交
日本民主黨在日本屬於中偏左政黨，重視亞洲外交，該黨執政後日本內閣成員首次出現沒有一人參拜靖國神社，和按理說中日關係在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應當得到改善，然而結果卻是降到了冰點，當然民主黨沒有執政經驗肯定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難道中國方面就沒有什麼可以反省的地方嗎。同美國相比，中國對日外交的最大不成功在於高調但卻弱效。
首先，中國沒有充分認識到日本民族主義中反美是主要的，卻人為地默認日本的民族情緒的反華性。日本民族主義對外激烈的一面反美或者更加廣義的反西方，反中反韓不是主要的，或者說即使有所表現事實上根源是反美的，只不過反美不被允許，只能夠通過這樣的方式得到宣洩。中國卻把日本方面對於歷史問題上的政治家“失言”，狡辯，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同日本反華民族主義劃等號，然後便是各界各部門各單位紛紛高調表態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結果是批判聲隆隆震耳卻沒有實質效果顯現，更加糟糕的是這樣的高調反日表態讓中國失去了日本民眾和民意。
相比起來，美國同樣對日本的部分政治家的歷史認識有很強戒心，例如第一次安倍晉三執政時期曾否認慰安婦問題發言，美國沒有鋪天蓋地的反日表態，卻通過議會立法方式譴責和警告，並邀請包括韓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重要人士參加國會聽證會，其中包括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美國這樣做既沒有傷日本民意，而且安倍之後發言明顯收斂。
第二，中國在公開場合高調批評日本領導人，很難起到震撼作用相反造成日本民意嚴重受損。例如在“購島事件”中，中國官方媒體批評野田前首相為“小偷”等表述可以理解，但在外交上確是不妥當的。作為選舉產生的日本行政首長被國外如此批評，選舉他的國民的感受又將如何呢？攻擊式的語言在外交上很難起到真正的作用，懷想起當年毛澤東時代反蘇反美反霸的氣壯山河的文革外交多麼“解氣”，但是這些都不是決定最後中美中蘇外交走向的因素。中國外交需要更有深度才能同世界大國地位相匹配。
第三，要把中日之間的具體問題同認為日本整體右傾反華嚴格區分開來。中日之間存在的釣魚島爭端的確嚴重，但是我們不能就此判定日本已經開始整體右傾和全面反華，一旦這種認知形成，就會尋找各種“證據”來證明自己的假設，這樣的認知將會導致相應的對應措施。日本是不是整體右傾化和反華不能夠以個別的政治家言論為判斷標準，也不能以是不是修憲為標準，日本的憲法戰後制定後一次也沒有修改過，這在世界大國中獨一無二，德國到目前為止已經修改了59次，法國27次，美國六次，韓國九次。
日本之所以不容易修憲是因為在日本“修憲等於修改第九條”往壞的方向修改的固定觀念很強，反過來說日本國民的和平主義力量仍然很強。另外，日本作為主權國家有修改憲法的權利，並不會因為中國或者其他什麼國家反對就放棄，中國真正擔心的話第一是自身實力不斷增強，第二是在外交上曉以利害讓日本瞭解到修憲的成本和收益的權衡，而不是高調反對日本修憲。而那些因為“購島事件”中斷民間交流無助於事態的緩和和解決，只會損傷中國軟實力和國家形象。
第四，對日外交要注意避免大國主義，公眾要提高表達不滿的水平。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是不是能夠平等對待其他國家，中國的周邊國家變得越來越敏感，日本更是首當其中。可能在中國看來，日本就是美國的屬國，因而才有評論認為日本是“二、三流國家”、“美國走狗”等說法，但中國需要認識到建立同盟是日本戰後理性的選擇，是國家的一種活法，用中國的語言是要尊重各國人民根據國情選擇的制度和道路。公眾在表達不滿的時候，決不能使用暴力和侮辱性語言，據報道日本的右翼雖然也舉行遊行但卻禁止使用民族歧視性語言。
國家的主權，安全必須要堅決維護，但如何維護是一篇難做的大文章，中國已經不是30至40年前那個貧窮落後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國了，中國的外交，國民的素養和經濟模式一樣都需要相應地得到升級才能適應現在世界的期待，對日外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重要試金石和風向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