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近代兩個偉人說起：
第一個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是神學家及道德哲學家，也是亞當斯密的老師，後人都尊稱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他最傑出的乃是對教育思想的貢獻。他認為神學、哲學、科學與美學都是在探討世上道理不同方法，並不互相牴觸。因此在他的教育課程里，神學、倫理學、修辭學與詩學，以及數學、物理學、醫學和機械學都等量齊觀，開創了現代教育的新境界；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了現代科學發明及工業革命的新時代。
第二個是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他是英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和道德哲學家。由於聲名在外，一七六八年初，美國的普林斯頓學院特請他擔任校長，於是他偕妻子搭乘輪船，走了十一個星期，當年八月到了普林斯頓。他的到來，是美國教育史的里程碑，他把哈奇森的教育理念帶了進來。學風自由、努力求知、鼓勵創新等新的方法進入美國，使普林斯頓人才薈萃，政治家和科學家輩出。
由於普林斯頓傑出的表現，於是當時美國東岸的哈佛、耶魯等全都仿效。這種努力求知、探求根本的態度，從此以後，成了美國國民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威瑟斯朋在校長任內，基於他的道德良知，他也是美國獨立立憲時，教育知識界重要的領導者。
因此，可以說，哈奇森和威瑟斯朋這兩個教育界的偉人，真的掌握到了現代知識的樞紐。現代社會從十七世紀就已進入了知識社會的階段。而所謂的知識，並非只是哪一種技術，而是做為一個神聖個人，理解自己、社會和自然世界統一整合的思想方法，這乃是做為一個“全人”的人生目的。這種對人生目的之追求，不只是正式教育的目標，也是個人非正式教育日常閱讀的關鍵。西方世界雖然由於時代的變化，庸俗的成份有在增多，但西方社會那種拒絕庸俗的知識人口仍然強固的存在。這也是它們的出版界仍然旺盛，社會創新的潛力也仍然繼續的原因。根據我有限的訊息，英美每年出版品里，來自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即占了十五%左右，這些出版品里多少都有些知識含金量，這也是我幾乎不是英美大學版社的書就不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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