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藝考
當沒有唱歌給更多人聽的時候，她是不漂亮的——小時候，因為長期的營養不良，她身形瘦小，頭髮發黃。
1977年的9月是美麗的分割線。她曾經耗了接近半天的時間，靠在山東濟寧師專的一棵大樹下，從早上8點多鐘，到11點40分左右。那天身上穿的是花格棉襖，套一件褂子。她自己也覺得土。被藝考老師的輕慢，讓人更感到難過。
幾天前，她收到了來自山東“五七”藝術學校（後更名為山東藝術學院）的信件，通知當時還未滿15歲，正在讀高中的她參加藝考。
這是一次曲折的嘗試。
在老家山東鄆城，縣城梆子劇團的存在，既見證了她父母的相遇與婚姻，也給予了她5歲就能登台的天賦與機會，使她很早就體驗了“大篷車”式的演出生活。如果1970年代的世界繼續“當前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下去，縣裡的劇團，很有可能為她提供餘生的一切。
身為劇團黨支部書記的父親，被視作“當權派”被批鬥多年，母親也一度被趕下舞台。家中還有海外關係，一個舅舅在台灣，這加重了她家遭遇不公待遇的程度。最現實的問題是，三個孩子要養活，而她是老大。這一年，縣城劇團已經給了她一份工作，可以做個說琴書，或者唱墜子的演員。
正在鄆城駐點的山東省文藝演出團老師楊鬆山，比她的家人更確信，她的天賦完全可以彌補家庭出身上的不足。楊鬆山對這個時常跑來客串演出的小姑娘印象深刻，並認為她只應該唱歌——當時，她主要是跳舞，比如邊跳邊唱《洗衣歌》。她對自己能不能唱歌有些猶豫，楊鬆山試圖打消她的疑慮，想招她到山東省歌舞團，省文化局領導的答覆是：年齡太小，不如先推薦去考藝校。
她接到通知時已經遲了。弟弟生著病，父母走不開，父親塞給她在鄆城一中的音樂老師10塊錢，請他帶著孩子去趕考。又花4塊錢買了兩條煙，遞給縣物資局的一個拉煤車司機，好讓孩子和老師在去濟寧考點的路上，都能有個座。83公里的路，她在發動機鐵殼上坐了好幾個小時。
住的是濟寧的鄆城汽車轉運站，一個老鼠滿地躥的地方。令人滿意的是，開水管夠。出門前母親說，只要每天都能喝上開水，憑她的嗓子，肯定能考上。她很聽話，每天喝三壺開水。考試這天早上，她7點起床，吃了一張頭天買好的大餅，用開水泡著吃。然後走了2公里的路去考點。然後被藝考老師一再擋在門外，讓其他考生先考，一直等到11點40分左右。
藝考老師開始出來吆喝，還有沒有沒考的學生？她從大樹旁走進了教室。大家都已準備收攤，許多人閑坐聊天。有人問，你唱什麼歌？她說《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藝考老師告訴談鋼琴的人，給她起個調。又問，起什麼調？
她沒見過鋼琴。在鄆城，只有手風琴和腳踏風琴。她也不認識簡譜。她不知道起什麼調。
藝考老師示意隨便起個調。面向鋼琴的方向，她唱了起來。
就像童話裡的故事一樣，當她唱夠幾句之後，一個老師說，你停下來，站過來給我們唱。人們停止了聊天。一首歌唱完，她又被要求唱了一首《南泥灣》，跳了一段舞，還朗誦了一段毛澤東詩詞《水調歌頭》。“加演”結束之後，她得到了一句肯定：明天來複試吧。接著，她成為整個考點錄取的四五個人之一。
因為家庭出身，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過程注定讓人緊張，但楊鬆山的判斷還是對了。1978年，她有了一個新身份——山東“五七”藝術學校中專部學生。兩年後，楊鬆山帶著她到北京，出現在全國民族民間唱法會演的現場。對於18歲的她來說，這次北京之旅的最大收獲，是一位前輩來要人。
“讓小彭到我們團來吧。”郭蘭英對楊鬆山說。
郭蘭英所領導的中國歌劇舞劇院，當時幾乎是所有歌唱演員心中的麥加，現在也是。楊鬆山雖然是發現她的伯樂，但也依然要面臨許多競爭對手，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很早就與她接觸，畢業前夕，她被前衛歌舞團借調隨團出國赴北歐訪問，回國之後，很快就辦理了入伍手續。
她記得非常清楚，給她發下來的軍裝，是四個兜的。只有幹部成分才能穿這個。“政治上的解脫，沉重的包袱就卸掉了。”後來，她的弟弟也參了軍。1985年，他們都出現在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她是被部隊首長點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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