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5日電／在中國古代，人們通過講誦和抄寫使作品得以傳播，但傳播範圍非常有限。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人們開始通過印刷複制的方式，將作品附著在紙張或圖書上傳播，不僅使作品傳播範圍更加廣泛，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隨著印刷複制和作品大量傳播，出現了對於作者權利和出版者利益保護的必要性。在傳統的意義上，“版權”就是複制權，“發表”是通過圖書報刊等方式將作品公之於眾，而“出版”則是複制和發行複制件的結合。這些術語充分顯示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和版權保護、作品傳播技術間的密切關係。
然而，人們對信息的獲取並沒有停留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的階段上。隨著無線電廣播、錄音、攝影、電影、電視和衛星傳播等技術的普及，作品傳播不再局限於紙張印刷和圖書報刊發行。20世紀中後期發展起來的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又將人類的閱讀方式推進到一個嶄新階段。一方面作品可以以數字化的方式存儲在各種電子媒介中，如CD、VCD和各種電子儲存卡。另一方面，數字化的作品可以通過互聯網絡傳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無數個終端顯示器上展示出來。為了應對數字和網絡技術對版權保護的挑戰，世界各國又制定了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方面的有關法規。
當前我國出版業和書店業受困於圖書銷售難陷入經營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圖書網絡銷售和公眾閱讀習慣改變的衝擊。一份來自大學生的調查顯示，全國八成左右大學生的信息獲取是從網上獲得的；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閱讀電子書籍和網上購書。這種科技進步帶來的生活習慣改變，對我國出版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電子出版、網絡閱讀、在線銷售、圖書物流，時刻在蠶食著傳統出版業的領地，就象當年電腦照排對鉛字排版的無情衝擊一樣。閱讀造就了出版，出版又促進了閱讀，“但誰將成為主人，是作者還是讀者”？無論怎樣，閱讀是現代人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樣不可或缺；改變的只是閱讀的習慣與方式。只有追隨閱讀的不斷進步，出版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