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外關係上，日本失去了第二大經濟大國地位，讓日本感到戰後唯一的外交優勢正在消失，經濟地位的喪失導致國際地位下降導致外交失利，逐漸成為主流邏輯。這種狀況下日本渴望強人出現，來證明日本仍然是重要的和能夠保護國家的尊嚴，當人們的這種願望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同樣被批評為“太軟”。
同樣的道理，在日本那些敢於“說狠話”的從政者、評論員就有了土壤和市場，例如石原慎太郎一直警告日本會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日本的一些評論員則將中國看成是重大的安全威脅。日本決策者同樣面臨不容樂觀的國內環境，在一個處於變動期的民主政治國度，日本政治家對於這種“內壓”就顯得更加的脆弱，因為外交決策的失敗，將直接導致自身甚至政黨的政治生命的終結。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在2012年11月18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證明瞭上述“內壓”的存在。他說：健康的民族主義必要，但是走到極端就會變成同外國人敵對，在日本安全問題討論上，一些“說狠話”以及不應該值得歡迎的方式正在增加，極端民族主義對於國家來說是最為危險的。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很難這樣直白地透露自己所受到的“內壓”。
但是，鑒於中國領導人權威遞減，以及黨內分權，在外交問題上的強硬派對最高決策層施加壓力完全有可能。第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新聞發佈會時，發言人傅瑩在回答日本記者“中國外交會不會日益咄咄逼人”的提問時說：很多中國人的意見包括媒體人的意見是希望中國更加強硬些，尤其面對挑釁的時候，希望有更強的姿態。
除了上述兩國國內轉型期的脆弱性，和雙方對國際體系中地位（status）的敏感性等中日之間的特殊因素外，安全保障討論中很容易生產出“內壓”的一般機制也在起作用。這就是追求“絕對安全的期待”和“過度估計安全挑戰的偏好”。誤將“安全”等同於“安心”
對於安全保障和國家尊嚴領土完整這些敏感問題上，普遍的心理是追求絕對安全，確保萬無一失，但這裡存在著一個誤區，即將“安全”等同於“安心”。安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安心是一個主觀的判斷。打一個比方，在日本核電站事故的福島出產的水果，政府和商家用精密儀器測試核輻射的結果顯示沒有問題，但是消費者仍然認為有安全隱患，這就是追求不存在的絕對安全的表現。
如果在安全保障上追求絕對安全，那就像是在進行一項“不可實現的使命”，因為總是能夠想到可能不安全的因素，因而過度地估計威脅，過壞地預測別國的意圖，過強地採取對應措施，往往比較符合人們的心理，特別是當兩國關係不好的時候。無論那些真的認為安全狀況已經惡化到不惜一戰的人，還是因為某些個人利益而這樣做的人，說狠話和激烈言辭，很具有煽動力和誘惑力，往往容易被認為是最安全的反應，即使將來被證明是過度判斷，也會認為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誤判。相反，那些試圖準確判斷局勢者，往往會被強硬派批評為“漢奸”、“盲目樂觀”、“拿國家民族利益當兒戲”，很多人也會懷疑他們的想法是否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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