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是怎樣被時代改變的？這是讀完余華新作《第七天》後產生的第一個疑問。在微博上非常活躍的余華曾認為，微博給他的創作帶來了影響。由此不難理解《第七天》會出現那麼多諸如野蠻強拆、洗腳妹殺人、賣腎買蘋果手機、打工妹跳樓等社會新聞。
在回憶中寫作是中國作家的集體特點，並催生了一大批優秀小說，莫言回憶高密東北鄉，賈平凹回憶商州，蘇童回憶江南……余華則通過回憶少年生活寫出了《在細雨中呼喊》，回憶歷史寫出了《活著》。但是當這些作家把視線轉向正在進行著的當下時，筆觸卻不由發軟，失去了力量。
作家有沒有必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創作出好小說？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準確答案，但輿論一直這樣呼吁作家：走出回憶吧、走出鄉土吧、多體會和感受正在發生的歷史吧。作為對這種聲音的一種回應，余華以《第七天》交了一份答卷，由此我們看到了微博作者余華和小說作者余華在這本書中合二為一了。
《第七天》有一個馬爾克斯式的開頭，一個逝者出門後又回轉家中穿衣打扮，然後去殯儀館火葬自己。在去的路上包括到達目的地這個過程中，他想起了生前發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和他耳聞目睹的事情。沒錯，即便是寫一部與現實只有幾十天之隔的小說，《第七天》的結構仍由回憶支撐而起。如果這本書放棄回憶、放棄魔幻現實主義，而像劉震雲寫《溫故一九四二》那樣寫出來，會是什麼情形？
余華還做不到完全的寫實主義。他還受困于中國文學一直都存在的一個窘態：喊著現實主義口號的現實主義作品其實是不敢面對現實的。把那麼多的社會熱點事件融入到小說中，如果沒有文學性作為潤滑，沒有魔幻這層薄霧罩著，這本書很可能連出版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在《第七天》裡，一面是隔幾頁就會出現的對社會新聞的生搬硬套，一面是幾乎每一頁都有的文學性很強的修辭。
“我感覺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書，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塵埃”，“我們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當我們圍坐在綠色的篝火四周之時，我們不再孤苦伶仃。沒有說話沒有動作，只有無聲地相視而笑，我們坐在靜默裡……”這樣的段落大篇幅出現，它們的最大作用是為了中和小說的生硬成分，掩飾批判現實時的力有不逮，小說的現實性與文學性如同兩根堅硬的筷子，怎麼也糅合不到一起。
反過來看，當余華放棄令他揪心的現實批判後，語言會立刻放松起來。比如描寫楊飛與養父楊金彪之間的父子情感時，寫到養父為了戀愛、結婚，一時糊涂把幼年楊飛帶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準備遺棄，但受良心驅使又回到遺棄之地找回了一直等待他的楊飛……這種中國式的情義故事，在中國作家手中總是能夠被寫得蕩氣回腸，但為何一觸碰到冰冷的當下，他們便手足無措呢？
在寫楊飛與李青的故事時，余華也完成了一名小說家的本分，把一個愛情故事寫得令人心悸。但李青的觀念轉變又十分矛盾，既然她能夠愛上全公司最不起眼的楊飛，而且是在她歷經多種誘惑場合而不動心的前提下，為何結婚後她變成了一個那麼輕易就上當的物欲女人？這段愛情所體現的背叛性，被作家工具化地使用了。
實際上，楊飛在小說裡，也是個工具式的人物。他擔任了導遊的角色，穿行于生者與逝者的世界，講述和聆聽那些不堪的悲慘事件。但就小說整體而言，擔任批判任務的又不是他，而是時不時出現于故事中的余華。這種割裂感，才是《第七天》得到“余華出道以來的最差小說”的主要原因吧。
就小說創作的社會價值傾向而言，《第七天》的出版是有意義的事情，它會帶動更多作家更積極地介入火熱生活而非沉湎于過去。而就小說純粹的可看性和文學價值而言，《第七天》的主題先行痕跡明顯，創作心態有些急躁，缺乏足夠的容量來承裝作家對社會的觀察與反思。也許，真的要等20年之後，才能發現《第七天》之于余華之于中國文學究竟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來源：羊城晚報） |
